王朔：我不能走向自己的反面(1)

葛紅兵：您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壇最具爭議的作家之一，您的小說無論是在創作觀念還是在語言上對當代文壇都有顛覆性，您的思想觀念對中國當代社會也構成了巨大衝擊，許多中國當代文學事件、中國當代一些重要思想事件也與您有關，比如“新市民小說”、“人文精神大討論”，關於您的爭論之廣泛和持久，對於您的評價之矛盾和對立，在中國文壇上幾乎前所未見，這一切甚至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壇獨特的“王朔現象”。互聯網上關於您的條目有9萬4千多條，是一般中國著名作家的3到4倍。國內外對您的研究也非常之多，我看到的以您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碩士論文不下10本，國內關於你的論文以及專著更多，總的來說，海外研究者對您的評價比較高，國內研究者許多人則低估了您的價值。在我看來，您（在文學領域）和崔健（流行音樂領域）構成了中國新時期以來最重要的文化景觀，代表了一代人的精神取向和價值選擇。當然，這一切現在還遠沒有到給出定論的時候，不過我還是想藉此機會聽聽您對這一切的看法。讓我們從您自身開始吧。您在2003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集自序中提到“這幾本書都是10年前或更早的時候寫的，那時我自以為是，相信很多東西，不相信很多東西……”，能不能具體解釋一下“相信的”和“不相信的”都有什麼？王朔：一一說有點羅嗦，也沒什麼新鮮的。我這樣講其實是有感於自己的變化，有一件意外的、純屬個人體驗的事情改變了我，可以說開啟了我的視野，看到了很多古老的傳說的東西，由不得我不信。過去我基本上還是一個功利主義者，現在似乎正在墮入虛無，這個下降還在過程中，一時我也說不清最終落在何處，希望不會落回原處，也未必。我正在寫這個變化，也許幾年後才能回答你的問題，我也不知道。葛紅兵：西方一些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學者認為您的小說以“最現實的姿態”敘寫了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您寫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狀態，您本人怎樣看待這種評論？您認為您的傾向在什麼意義上說是有代表性的，又在什麼意義上說是沒有代表性的呢？在我看來，許多中國讀者對您是有誤解的，因為您最最熱愛的是笑謔，在中國當代文壇上我們甚至可以誇張一點說您是少有的充分掌握了“笑”的語言技巧，理解了“笑”的解構、抵抗功能的作家，您發現了“笑”這個遊戲諸神的秘密武器。然而也正是在這點上，中國的讀者常常是缺乏理解力的，他們不能理解“笑”的隱秘精神，常常把“笑”看成是市井氣、流氓腔，對於您的“流氓作家”、“痞子文學”的評價可能也來源於這種誤解,許多人被您的“壞笑”嚇壞了或者迷住了，不能深入到您的內里，這方面中國最能理解您的可能是王蒙，他是個有智慧的作家，你說是嗎？你能接受王蒙關於你的說法嗎？王朔：他當然是有智慧的作家，但是因為他稱讚了我，甚至在某種程度連累了他，我也就不便公然回應，這會把我們同時降低到那些人的水平上。我更樂意回應批評者，因為那樣無所顧忌。說來矯情，我確實怕聽好話，哪怕是有保留的好話，可能是成長經歷造成的吧，現在似乎也專有一類文章是這樣的，前人提攜後人，後人感念前人，都很真誠，說著說著就肉麻了就黨同伐異了，每當看到這類文章我總要提醒自己，可別像他們那樣。——挺不容易的。我是在自己的生活氛圍中寫小說的，一直如此。寫的時候純粹出自私心，毫不也無從考慮發表后的效果。你講的那些“意義”，我也沒想到，從保持完好創作心態的功利角度想，我也不能重視這問題，那樣會不由自主地為別人去寫，試圖影響別人的心靈。你說我有代表性，那我就要警惕了，我一直努力抵制別人的影響，不惜堅持幼稚的觀念，我不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覺得當作家最危險的就是當“代言人”的生理衝動，這樣想的作家都走上了邪路。人只是表面相似，如果說我“寫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狀態”，不如說寫出了我們都不知道自己的精神是什麼狀態。這也涉嫌自誇了，如果不用“一代人”這類概念，也許就可以避免這類怎麼回答都不對的問題。你真的認為“痞子文學”“流氓作家”是誤解嗎？我倒是覺得這評價很準確。葛紅兵：一些評論家把您的小說歸類為“新市民小說”（李劼），也有評論家認為您的小說敘寫了“中國漸成的民間社會”（陳曉明），請問您個人怎樣看待這個問題？您自己認為您寫作的姿態是“民間”或“市民”的嗎？王朔：我總不能說自己是“廟堂”的“貴族”的。應該是吧，“民間的流氓”“市民的痞子”。葛紅兵：談談北京吧。北京給了你什麼呢？有人認為您小說的語言和結構具有後現代主義的色彩；不過我不喜歡那些套用“後現代”概念的人，我寧可認為那些語言和結構特徵是北京給你的，而不是什麼“後現代”給你的，是北京的語言文化鍛造了您的創作吧？我想過這個問題，我覺得在小說這種文體上，北京作家和外省作家不在一條線上，北京作家的語言感覺以及對敘事的理解和外省作家幾乎完全不一樣，北京作家有非常獨特的小說“天性”，它直接構成了小說的腔和調（它不僅是一種語言方式，還是一種精神氣質），這種腔和調外省作家永遠不會有，余華現在也在北京，但是他不會有這個，現在看來這個腔和調哺育了您，成就了您，您得到了北京的地氣。但是，也可能這個特質會束縛您，最近幾年您在創作上的沉寂是不是和這個有關呢？迄今為止，您的小說大多還是以一個人為主人公，以一個人一生中的一個段落為框架的，為什麼呢？您是否考慮過把一個人的一生甚至幾代人的人生納入到一個小說里，把多個人的群像作為你的描寫目標，把現當代史的標誌**件作為主題或者直接就以“北京”作為目標加以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