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及其待解問題(5)

此外，我還認為應該警惕兩個概念：一是民間，它是一個很大的文學史的或者哲學的概念，不能僅僅理解為具體的文學創作；二是莫言所說的“中國風格”，這是一個具有危險性和蠱惑力的概念，就像傳統，所謂“中國風格”，可能給人以力量，也可能把人淹沒。在某些文人學者呼籲對“全球化”作出反應的今天，中國文學中僅僅出現了這種對聲音的重視，對民間的重視，對“中國氣派”的可以追求，這難道就是中國文學對“全球化”所能作出的唯一的回應方式嗎？葛紅兵：我完全贊同你對民族化、民間精神這些概念的懷疑和反思。我提倡在漢語本身、方塊字本身的規定上使漢語文學發聲，也完全沒有要中國文學回到民間戲曲或者什麼有形的東西上去，相反我對漢語言發聲機制的欠缺很敏感，在“全球化：對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影響”研討會上作的發言中對此也做了總結。漢語發聲機制中缺乏一元論哲學重本體、整體、大全的思維基礎，因此缺乏“全球化”關懷。另外，我比較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和妥思托耶夫斯基、托爾斯泰作品之後，感覺漢語言中缺少超越者的聲音，缺少更大的更神聖的啟示性的聲音，這使漢語言發聲缺乏“信”的基礎。無論是中國現代啟蒙作家還是莫言等，他們只是部分地找到了自己的發聲方式，還沒有從更高處把握文學聲音效果，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只能聽見“人”的聲音（人的對話、詛咒、誓言、夢囈等等），“物”的聲音，而沒有超越“人”和“物”的超越者的聲音。郜元寶：你提出“超越性”概念，這很重要。同時，我認為思考中國文學和語言的關係問題，應該回到“五四”（儘管所謂“回到五四”在許多人那裏已經變成一種形式化、儀式化的口號）。所謂回到“五四”，不是回到今天一些學者所總結的幾條關於“五四”的結論，也不是回到“五四”人物的氣派、成就，嚴格說來，這也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回到“五四”，主要是回到“五四”所提出的我們至今尚未解決的一系列問題上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看清楚自己的來歷和來路，看清楚自己實際的文化和語言的處境。“五四”文學革命開闢的語言天地很廣闊，只是到了後來，才逐漸縮小。在我看來，即使“五四”人物對漢語言文字粗暴的指責與簡單的改造，其中也包含着決心引入異質因素的要求，我們今天所說的魯迅式的絕望的反抗，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五四”以後，我們的文學又經歷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六十年代、文革和新時期、九十年代以及世紀之交的心理轉變，文學所可依靠的語言資源益發顯得豐富駁雜，而我們的作家在進入這個豐富駁雜的語言傳統之時，也就更容易碰到選擇的困難，重新認識傳統的困難。如果我們輕視這個困難，隨意選擇某種傳統作為自己的文學的依靠，就很有可能因為自己對傳統的誤讀，而為自己所誤讀的傳統所欺騙。老實說，當我在李銳的《無風之樹》中持續地經受他的人物語言單調乏味的重複敘說，當我在《檀香刑》的最後，只能聽到一地的貓聲時，我是有一種恐懼感的。不是因為聽到“瘤拐”說話、聽到人言變成貓叫而恐懼，而是因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在這些有才華的作家那裏路子越走越窄但自信心反而越來越大而感到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