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及其待解問題(4)

葛紅兵：理論上，“五四”文學的確存在你所說的這種錯覺，即言語對文字有革命性的作用，文字是腐朽的，聲音是革命的，文字是衰頹的，聲音是活躍的，只有讓文字臣服於聲音，我們的文學革命才能完成。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經說到的，“五四”作家實際上並沒有在這個理論的層面實踐自己的創作，他們的創作在反文言文的口號下，走的並不是聲音中心主義的路子，相反是文字中心主義的路子，魯迅就是個例證，魯迅並沒有接受中國古代話本白話小說的傳統，沒有接受話本小說的那種發聲方式，而是走向了西方的人文小說傳統，這種傳統是基於把文字看成是小說的中心，講究看的效果，而不是聽的效果之上的。當然，在這個意義上談文學的有聲和無聲還只是觸及了皮毛，真正的聲音應當是內在生命的吶喊，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實際上，我所說的莫言向聲音的回歸併不簡單地指他的語言是可以吟、可以唱，唱腔式的，有語調可以真實發聲的，而是指莫言在文學發聲學上擁有了另一種立場。如果說，啟蒙作家的發聲方式是西方式的，是理性的、大寫的“人”的發聲方式，是一種統一於啟蒙主義意識的單一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說《檀香刑》發出的是另一種聲音，一種由殺戮者發聲效果、受刑者的發聲效果、狂浪者的發聲效果、觀眾的發聲效果等等揉合而成的綜合的多聲部的聲音，這種發聲在啟蒙話語的理性主義思路中是受到遮蔽的，它包含了許多非理性的成分，包含了把生活看成表演的儀式主義的成分，死的歡樂、施虐的快感、受虐的痛楚、表演的雄心等等參雜的形式感的成分，即使無價值也要把生命延續下去的成分，這些東西可能愚昧卻是任性的、狂歡的、堅韌的，它在貓戲這樣的民間戲劇中藏身，但也正是這種聲音使忍受了內憂外患、壓抑的慘痛、饑饉的折磨、**的苦難的民族得以延續下來。但恰恰在二十世紀以後，這種聲音在小說中幾乎絕跡，二十世紀中國多的是趙樹理式的發聲，是士大夫氣的發聲，是文人式的發聲。在這個角度上我非常欣賞莫言。他並沒有延續“五四”維度上的文人的理性的做出來的發聲效果，而是回到民間的唱腔式的語言中去。郜元寶：也許我們今天思考語言與文學的關係還為時過早，因為清理中國文學的語言傳統的確有很多困難，這也不是單純依靠西方哲學能夠解釋的，它也許需要哲學以外的東西來解釋，比如說神學的傳統。就中國當代文學來說，什麼是聲音這個問題，仍然值得我們一再地進行追問。我一直認為文學中的聲音並不等於人們特別是某一部分人群（比如老百姓）自然的發聲。魯迅作品中的聲音，主要還是一種人為製造的效果，他以全部生命的力量吶喊，這種吶喊不是模仿自然，不是模仿一次性的說話行為，更不是模仿中國人說話的某種強調（即使他所珍視的“女吊”的唱腔）。可以說，在魯迅的作品中，就其所要傳遞的整體的聲音來說，我們在中國當時乃至現在的活人的口中，是無法找到任何對應物的，因為那是魯迅的精神的整體呈現，是通過看上去無聲的文字把全部精神思辯和情感力量“組構”而成的吶喊。說到這個問題，不妨就把莫言的“貓腔”與賈平凹的“秦腔”稍微做個比較。賈平凹很聰明，他知道單純用文字來模仿秦腔是無力的，所以他採取了迂迴曲折的方式，通過不斷地鋪墊、烘托、描寫、暗示來告訴我們什麼是秦腔。他沒有用文字去“模仿”聲音，而是用文字去“描寫”聲音。聲音在賈平凹這裏不是簡單地發出來，而是通過文字曲折地傳達出來。而莫言簡單化的把文字作為模仿的工具，這就很容易讓另一種屬於作家自己應該製造出來的聲音受到遮蔽。葛紅兵：這也就接觸到我們今天談話的最後的一個問題了。中國人創作文學作品只能用漢語言，一方面，文學創作對漢語言的發展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知道現代漢語言就是在現代白話文的基礎上產生的；另一方面，漢語言本身對漢語小說有很大的限制，或者說先天性的規定。我們過去過分強調作家、文人、學者為現代漢語言奠基的力量，改造現代漢語言的力量，誇大了作家在語言面前的能動性。現在我們能否反過來思考，來看看漢語小說如何從漢語言本身的規定性出發創造自己的形式。在這條路上，賈平凹、莫言、李銳等作家可能有些極端，但是，卻是我比較欣賞的。而魯迅的做法可能更為你所欣賞，但我依然認為魯迅的語言思路可能並不適合中國文學整體，以後是否有反過來的道路呢？即不是過多地依賴個人的才華，個人的理性思考，個人的精神品質，而是奠基在漢語言文字固有的規定性上的以方塊字為本位的道路？郜元寶：從個人愛好來說，我更喜歡善於驅遣文字的作家，他們的文字具有一種雕刻的力量，一種不可動搖的穩定性，可能開始是無聲的，可是當我看完他們的作品以後，有一種聲音卻從無聲的文字中瀰漫了開來。我不喜歡那樣一種作家，他們一開篇就給我很多的聲音，就像走進一個廣場，進入鬧哄哄的群眾集會一樣，而文字反而變成了模糊的可有可無的影子。在前一種類型的作家中，我會深切地感到在靜悄悄的文字的徐徐展開中有一種聲音被建構出來，漫漫地瀰漫開來，而在後一種類型的作家如莫言、李銳以及閻連科的作品中，一種未必經過作家自己的精神咀嚼過、而是通過單純模仿所獲得的外界的聲音，總是就喋喋不休地傳來，不管這種聲音是人物的說話，還是作者的說話，都給我以壓抑感，使我難以進入他們的聲音世界。他們的這種聲音是以犧牲文字為代價的，就好像把生活中的聲音以錄音的方式搬到文本中去，使文本成為一種裝載的工具，並最終使文本淹沒於這種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其實已經相當熟悉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