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對思考文學家在中國的命運有幫助(2)

沈從文對思考文學家在中國的命運有幫助(2)

劉川鄂:(19)49年之後很多創作力旺盛的作家要麼走了,像梁實秋、張愛玲;要麼試着創作卻發現完全寫不出這個時代要求的東西,像巴金;要麼停筆,如沈從文等……葛紅兵:所以沈從文是一個被扼殺了的文學大師。他在《邊城》之後有一個創作上的停歇期,這時他可能寫出更為巨大的作品,因為他已開始了長篇創作,已具有結構長篇的能力,在思想上他又反思過去對湘西世界的歌唱,反思他過去認為美好的東西。一系列的創作機遇使他面臨著創作飛升。但是(19)49年徹底地打斷了他,不僅使他的生活出現了逆轉,而且使他的文學道路徹底地中斷了。劉川鄂:雖然沈從文被塵封了好幾十年,但因為他以前作品的那種堅實的質感,今天依然在文學史上站得一席之地,成了一個為人所稱道、所尊重的作家。這與他早年的藝術價值觀念、創作質量是相關的。他有一種明確的寫作意識,他堅決反對文學的政治化、商業化的傾向,而且不怕一次又一次地和當時的主流話語產生對立的矛盾,他只是為了“人性的創造”而寫作。他作品中人性的含量、審美創造的含量決定了他雖被塵封,但終會被歷史承認。他的際遇,對一個真正有志於創作的作家,是很有借鑒意義的。葛紅兵:沈從文他寫東西供奉的惟一的神是“人性”,這是沈從文創作給20世紀中國文學史提供的一個重要內容。另一方面沈從文開創了20世紀中國審美史的旁支,如果說20世紀中國文學審美心理上的主要特徵是焦慮、批判、悲涼,那麼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優美的、和緩的、理想主義的和抒情的特徵在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發展得不夠。沈從文發展了抒情小說和寫意小說、風俗小說這旁支,給20世紀文學史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這是一種更抒情、更純粹、更明凈,更簡潔、有透亮的風格。沒有現代文學史上的沈從文,很難想像會有當代文學史上的汪曾祺。鄧一光:他注重人性,講究優美的理想主義和純粹的浪漫抒情和(19)49年以後的革命話語是相悖的。不過,他並未過時,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他的意義也許更大。比如說,功利的時代我們要不要抒情;現實主義的時代,人人談錢的時代,我們要不要理想主義、烏托邦。從這些方面來說沈從文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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