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被神話的“大師”(2)

想一想錢鍾書在文革中做了什麼？薩特說過：“在黑暗的時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謀”。錢鍾書，他反抗了嗎？他躲在鍋爐邊看他的書――這是一種烏龜哲學。許多人在這個哲學裏苟活，還以為自己偉大。劉川鄂：中國知識分子參予社會無力，同流合污不甘，這就是錢鍾書人格上的意義。葛紅兵：錢鍾書給自己造出來的學者神話對當代學人不媚俗、不媚上，專心學術的精神的培養有一定意義，可能絕大多數人看到的錢鍾書也是這樣。但是反過來這個神話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也是一種麻痹。躲在故紙堆里生活，對時代沉默不是“龜縮哲學”嗎？《寫在人生邊上》、《圍城》都是很有體悟的，說明他對生活有敏銳的一面，但是解放后他為什麼就失去了這些？他不關心這個時代嗎?不，他關心這個時代，但他為什麼不講呢?肯定是有某種軟弱的方面在主導他，文革嚇破了他的膽子，這時他就過分強調他作為學者的一面，故意裝作“兩耳不聞窗外事”，這是他可悲的一方面。如果我們思考他強調自己埋頭讀書是想掩飾什麼的話，那麼錢鍾書這個世紀的人文神話不像一開始我們所認識的那麼高尚、偉大。在世紀之交人文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最重要的課題是什麼，是寫一部《管錐編》?是去研究錢學嗎?我覺得這不是知識分子真正的出路，如果一個知識分子他關注這個時代，但不向這個時代發言，他對這個時代一切都保持沉默，那麼他能做什麼樣的學問？這很可疑。劉川鄂：我覺得錢鍾書這個神話主要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病態的精神所致。20世紀90年代思想界的疲軟，知識分子批評立場的放棄，啟蒙精神的弱化都使錢鍾書成了一個熱門人物。“錢鍾書熱”是我們時代精神病態的一種體現。今天中國社會知識分子其實有了更多的話語空間，也有更多亟待討論的問題。如果把錢鍾書神化，會有誤導的可能，而這種誤導往往是有的人所歡迎的。葛紅兵：是的，比之於尼采、薩特、海德格爾，一百個錢鍾書又能算什麼？劉川鄂：回想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禁錮的年代往往是“學問”做得最出色的年代。這是知識分子一种放棄，轉移的結果。所謂“康乾盛世”，清朝的考據學的興盛都和知識分子放棄社會參予有關。這也是我們悲哀的一面。知識分子成了聽話的、傳話的工具，不僅出不了思想家，其實也出不了真正的學問家。這與整個社會政治體制、教育體制都有關。所以“錢鍾書熱”也是對新中國近50年的教育史、學術史的一個諷刺。鄧一光：就我的閱讀範圍，特別是到了當代以後，涉及到中國泛知識分子這個領域的文學讀本只有賈平凹的《廢都》較有意思。當然賈平凹的《廢都》涉及的是文化人，不是知識分子。這兩者有相通之處，就是他們有相當多的精神生活層面、文化生活層面以及邊緣性姿態，承擔著現實和精神上的雙向壓力和突圍。《廢都》把文化和文化人的終結歸結到一個時代的終結上，寫出了文化和文化人的無奈、頹廢、墮落、消極和變異，面對文學，面對文化，更進一步面對知識階層，只有妓女把**和崇敬一起奉獻到祭壇上，這是極具批判意識的。物質化時代是一個新的革命時代，革命的對象之一是傳統的文化和文化人，它們和他們必須接受身份和立場的改頭換面，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個時代演變的標誌。而《圍城》的解剖在現代，它是對知識分子自身進行解剖，而且解剖得維妙維肖，入木三分，不是大動肝火，是把人物放在抗戰的大後方，放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裏進行那種聰明、幽默的小表演。我們對這種表演真的是無話可說，我們面對的不是哈哈鏡，不是寓言，而是我們自己，我們能有什麼話可說呢？劉川鄂：作為知識分子我深感矛盾。一方面深感中國需要優秀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發言，另一方面又痛感知識分子的弱點。像《圍城》裏對知識分子弱點的批判讀起來很痛快，但從另一方面又感到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中正面表現知識分子價值的文學作品是非常少的，我們沒有浮士德式的探尋理性精神的原型人物，也沒有羅亭式的理想守望者。我們看到的儘是對知識分子的嘲諷，尤其是現在的電視屏幕上，知識分子都是帶着眼鏡，除了懂一點專業技術外其它方面都是白痴的那種卑瑣的形象。鄧一光：這種形象常進入小品。小品是根本不對文化進行理性認識的大眾進行娛樂消遣的方式。知識分子在這裏面形象都是木訥、可笑、自私、卑微的，從形象到語言都是很糟糕的，這是非常可悲的。劉川鄂：由《圍城》我產生了一種聯想。中國文學裏知識分子價值和力量得不到充分的展示，一種理想化的現代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精神風貌，他們對社會的人格影響未得到充分注意。1949年以後“啟蒙者被啟蒙”，知識分子本來應該是社會知識的創造者和傳播者，是一種社會批判者的角色，可卻要麼成為一個聽話的人，要麼成為一個被改造的人，這是知識分子一代又一代的悲哀。葛紅兵：錢鍾書本身對知識分子的認識起到了一個誘導的作用。我希望有人能寫一部中國《浮士德》。鄧一光：從泛文化的角度來講，並不是沒有。從屈原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有大量的類似形象出現，一直到10年前的海子，他們始終在做着面對世界和心靈的拷問，與現實保持着一種對抗，可是它們都是以同時終結自己的思考和**這種方式來進行對抗的，不行就死掉，並沒有人站出來解釋這種行為的合理性，行動者和行動的解釋者都在放棄，這就是我們沒有浮士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