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被神話的“大師”(1)

葛紅兵：錢鍾書是一個橫貫了現代和當代的學者、文學家。目前對他的評價非常高，什麼“20世紀最偉大的學者”、“文化崑崙”，還有人創立了什麼錢學。錢鍾書也成了一尊神。他是通過學問而成神的絕少的幾個人之一。評論一個文學家要看他在審美創造上對時代有沒有獨特的貢獻，他有沒有對一種語言的文學創作貢獻出獨特的什麼圖式。評論一個學者，則要看他在思想上對時代有沒有做出獨特的體系性的解釋。從這個角度上講，不論是對一個文學家還對一個思想家要求都是很高的。我想側重於從思想角度來談談作為一個學者的錢鍾書。學者有兩類。一類是知識者，就是繼承了人類以前的知識，然後傳播知識，他自己雖豐富了知識大廈但沒有奠定新的大廈。另一類，對世界有獨特的解釋體系，他們系統性地思考這個世界的始源問題，提出一種獨特的、體系性的學說，因而稱為建構性的思想家。錢鍾書屬於前者，他是知識大廈里的梳理人，又是一個傳承人，但他沒有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這樣一個人物在中國當代獲得了這樣高的地位和評價，從正面講我們可以肯定錢在知識上所達到的成就，但從反面講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的荒蕪。20世紀中國思想史沒有對世界思想史，甚至中國思想史構成新的衝擊，沒有可以鼎足獨立的人支撐起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大廈。在這種情況下，錢鍾書的被高評不是一種榮耀而是一種悲哀。劉川鄂：有一句老話叫：八十年代出思想，九十年代出學問。錢鍾書正是20世紀90年代被發掘出來的。此前他也很有名氣，但他真正獲得這麼高的地位是在20世紀90年代。這反映了我們時代的特點：20世紀80年代是啟蒙話語年代，像錢鍾書這種學者型的人物大家不大注意。20世紀90年代，一是因為電視劇《圍城》使作為文學家的錢鍾書的知名度提高了，但另一方面主要是知識界、讀書界給了錢鍾書如此多的高評價。這些高評價表明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思想立場的某种放棄。因為20世紀90年代不光是錢鍾書，還有吳宓、陳寅恪這樣學者型的文人成了議論中心，興奮點，這跟20世紀80年代有很大的區別。他們的那種學問跟日常世俗生活相隔得比較遠，跟知識分子對社會的直接批判也相隔較遠。所以我覺得有兩種文人：一種是思想型的文人，一種是學者型的文人。錢鍾書是屬於後者的。鄧一光：我對錢鍾書讀得不多，只讀過《圍城》、《談藝錄》、《管錐編》和少量隨筆。我的老師非常推崇《談藝錄》，開過專題課，後來的作業也是它，但我覺得它就是梳理，很精製，沒有把它當大師的作品來讀。他的《圍城》給我帶來了閱讀的快樂，我甚至覺得它和我後來讀到的王小波的作品有相近之處，他對知識分子的形象化寫照和理性批判在文學上是一個高度，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政治強權體系、根深蒂固的儒學思想土壤、社會變化動蕩不已的國家，知識分子，尤其是接受過西方文明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知識分子，他們與當下時代無法融合，他們難以突破自身的狹隘性，在錢鍾書筆下表現得淋漓盡致。我讀這部書的時候很早，是上高中的時候，它讓我有一種懷疑，對知識分子的懷疑。劉川鄂：作為一個作家錢鍾書的東西並不多，一個短篇集一個散文集一個長篇。但他的寫作態度我很欣賞。他散文的題目叫《寫在人生邊上》，甘居一個邊緣人的角色。他的作品中沒有很多浮躁的東西，沒有那些外在的意識強加的東西，純粹是作為一個寫作的愛好者，他並沒有意地把文學創作當成自己終身的職業，而是一種樂趣，所以他寫起來非常從容，把他自己的智慧全部融入進去。而且他的《圍城》在表現知識分子方面很獨到。如果說魯迅表現了中國農民的靈魂，張愛玲表現了中國三、四十年代都市男女的靈魂；錢鍾書則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靈魂的真相。當然這裏的知識分子不是全部知識分子，而是那些比較卑微、自私、小聰明的知識分子。葛紅兵：從中國現代小說史上講，他在知識分子題材方面是有開拓，對知識分子的表現他是深刻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尤其是留學知識分子很少反思自身的立場和劣根性，錢鍾書在這方面做得較好。他開始反思知識分子自身。《圍城》在藝術上了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成就。從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長河來說，錢鍾書在文學的領域裏可能還不能算一個大師――從量上講他的創作不多，從質上講，他畢竟沒有創造一種獨特的審美圖式。今天我們把錢鍾書看作一個大師主要是從學者的角度來講。錢鍾書身上附帶了一個新人文神話。第一個是埋頭讀書的神話，他如何“一心只讀聖賢書”，如何博聞廣記；第二個是反流俗和虛名的神話，他如何“兩耳不聞窗外事”，別人請他去開會，政府請他出席國宴，他如何拒絕參加等等。錢鍾書自己給自己造了這種神話，把自己搞成了一個埋頭讀書、同體制、同大眾決裂的“學者典範”。這種神話本身我覺得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個真正的學者他不會隱瞞他對時代的看法，他不會對這個現實的世界中正在發生的不公、不平無動於衷，他不會對這個世界中醜陋的不合人性的東西視而不見，他不可能是鴕鳥，他對時代飽含熱愛，對不公憤憤不平，對美好的止不住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