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2)

年輕的觀眾都知道演員們表現的是什麼，但是人們總感覺有些人在監視他們。他們喜愛這種幽默表演形式，因為這種形式已經足以有平衡的空間，不致讓飛行樂隊被政府下令禁演。另一個在列寧格勒的搖滾樂隊是“電視機樂隊”，他們80年代中期的歌曲中唱道：來吧，他們讓我們跳霹靂舞，來吧，我們可以暫時陶醉其中。但是有人站在柱子後面，一個戴着厚領帶把眼睛藏在水泥柱後面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歌中提到的那個把眼睛藏在水泥柱後面的人——指的是黨和它的機構在監視和控制。從十月革命到現在，蘇聯領導人努力使天生難於駕馭的年輕人處於他們的監控下。具體執行任務的就是共青團組織，它是貫穿蘇聯70年代的一個組織。“無論什麼時候，都能把青少年和青年組織起來。”史蒂文?L索爾尼克是這樣形容的。索爾尼克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他論證共青團組織將會消亡，“在戰場、兵營、宿舍和工廠的廠房裏，在戰爭時期、豐收時節、建築工地和街道角落，共青團組織都在逐漸削弱。只允許一言堂的存在而不允許有其他聲音，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年輕人幾乎沒有什麼活動空間，使他們在個人群體中認識自我。儘管共青團的領導通常是上年紀的人，但他們仍試圖壟斷14—28歲年輕人的生活。”對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來講，參加共青團的主要原因是出於犬儒實用主義：沒有這個身份，年輕人可能被大學拒之門外或者找不到工作。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後期，共青團已經顯現出衰敗的跡象，令人厭倦的口號和黨提出的口號一樣。共青團的領導們被群眾普遍認為是踩着梯子向上爬的野心家，是具有阿諛奉承品行的職業黨政人員。戈爾巴喬夫曾是共青團領導中的激進分子，他為不同組織、不同聲音敞開了大門。他釋放出了一股以非正統著稱的洪流：非官方的社團、俱樂部、搖滾樂隊和其他在黨的控制之外、未經官方批准和規範的、已經初具規模的組織。在戈爾巴喬夫掌權時期，青年人所有的地下組織都蓬勃發展起來。青年人的活動是對過去主流正統的文化的公然反抗，很大一部分年輕人將熱情集中在搖滾樂上。60—70年代出生的人，趕上政府設法抵制搖滾樂的時期，搖滾樂被禁止在電視和電台節目中播出。但不管怎樣壓制，它還是廣泛傳播開來。通過西方電台播放的音樂節目，通過家庭轉錄的錄音帶，通過數以千計的、在隱秘地下室、在公然對抗政府的學校或工廠的俱樂部里，演奏的私人樂隊組合傳播。黑市上搖滾音樂磁帶非常暢銷。在80年代，政府對搖滾樂終於讓步，停止對它們的抵制和禁止。當大門在各個領域為自由思想敞開時，共青團組織開始衰退，其成員開始大幅減少。戈爾巴喬夫上台的前三年，有4百萬團員，到1988年下降到38萬人。在80年代，由於支撐團組織的團員數量急劇減少，政府不得不通過造假來維持整體形象。但即使那樣做，也不能掩蓋共青團真正的危機。團員——這個組織的活力源泉——正在漸漸乾涸。1986年，維克多?米羅年科當選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但後來得知，他都無法說服他的小兒子加入團組織。共青團需要找出一條生存之路。共青團領導把目光轉向已經在街道上搞得沸沸揚揚的資本主義。1987年，合作企業運動越演越烈，一些小型合作企業初具規模。團領導決定跟隨黨內的老領導們，抓住這次機會。他們打開了一扇門——年輕的霍多爾科夫斯基輕而易舉地通過了它。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前的那幾年，最常用的、試圖挽救岌岌可危的蘇聯經濟的措施之一是“經費自籌”計劃，這個計劃可以使一個工廠保留自己的收益。1980年，盧日科夫曾提出這個提議，當時被否決了，但接下來的幾年中，尤其是企業領導有了更大的自決權后，這個想法又被重新採納。團組織也開始在它不計其數的基層組織中實行經費自籌。舉例來說，就是允許基層團組織自己決定如何利用定期收繳的團費取得收益，也可以從共青團的許多旅行代理機構和出版社中獲得收益。中央將更多的財政自主權下放到基層，很多地方共青團很容易就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團組織成了黨的商業學校。咖啡館、迪斯科舞廳、酒吧、旅行社、打印社和其他小企業像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通常它們都是從共青團預算中獲得了貸款和補貼。這些新的企業都允許保留自己的收益，企業家的熱情極度高漲。團員“下海”標誌着意識形態的一個突然轉變。它也暗示，黨的高層已經意識到了不改革沒有出路，從而激發了他們進行可控制的以獲得收益為目的的嘗試。社會學家奧爾加?克里施塔諾夫斯卡婭是俄羅斯商業精英中最敏銳的分析家之一，她一年前告訴我，黨的高層領導開始對年輕人的試驗是否可行表示憂慮。它不過是“一個試驗”，她說，可試驗的成功遠遠超過領導們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