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納托利・丘拜斯(2)

這個學院有數以千計的蘇維埃式的專家，據稱都在解決勃列日涅夫時代懸而未決（沒有解決）的眾多問題，中心議題是：如何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在上千間小辦公室里，佈置着完全相同的淺色木頭柜子，薄薄的窗帘，綠色塑料罩的枱燈；教室中，黑板排成一條線，就着半杯茶水，蘇聯研究員們努力地尋找着“科學”地修復這台運轉不佳的社會主義大機器的方法。研究員們恪盡職守地花了數年時間檢查那些使蘇聯工業吱吱作響的齒輪，旨在找到推動它們前進、或者至少能阻止它們後退的辦法。他們尋找一個“指導方針”、一條線索，指望能使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2%，使鋼鐵生產量提高3%。每種產業，像機械製造業、煤礦開採業、農業、冶金業和其他十幾種產業，都有自己的研究所，做相同的研究工作。成千上萬的研究員花費了很長的時間尋找其他方法，來衡量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在經濟生活中，許多研究員們知道，至少在心裏猜測，他們尋找的完美的“指導方針”的探索是徒勞的。奧金格到研究所工作不久，就趕上每年都得參加的強制性的秋季勞動，到一個集體農莊採摘西紅柿。整個研究所人員都被派往列寧格勒最東面的一個郊區，起伏不平的泥濘道路只有乘拖拉機才能通過。鄉村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受歡迎的短暫的放鬆，使人們暫時擺脫學院研究會的折磨和關於完善社會主義無休止的討論。他們住在木製的臨時工房裏。白天，他們一起搬運笨重的木板條箱子，把摘下的西紅柿從地里運出來，晚上他們唱歌、喝酒、聊天。新鮮的空氣、疼痛和疲勞的肌肉，晒傷的肌膚、友誼的交流、浪漫的承諾，使他們變得精力充沛。他們是輪班到農場工作的。奧金格很快就認出另一個組中的丘拜斯。他體態挺拔，相貌英俊，臉色在激動和生氣時都會在瞬間變紅。他給大家的印象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年輕人，一個有責任感的天生的領導。他是一個正派、嚴謹、充滿自信的人。回到學院，他繼續進行“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研究”工作。據奧金格後來回憶，丘拜斯不是保守的經濟學家，但他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如果說他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他總是勤勉用功，是深受老教授喜愛的學者。他很早就被批准加入**，在學院中這也是很不尋常的。他用溫和但不屈服的微笑就把追求他的有些輕浮的女生拒之門外，她們從他身邊走開，並大聲宣佈：“他真是不可救藥！”但是有朋友在周圍時，他顯得既有魅力又幽默。他喜歡爵士樂，但從沒發現他聽“性手槍樂隊”和“艾利斯?古柏樂隊”的音樂。他是一個相當正直的年輕人。晚上，集體農莊裏幾乎沒有吸引人的娛樂活動；乘坐拖拉機去最近的電影院需要幾個小時，因此他們總是清談到拂曉時分。在偏遠的鄉村，他們的談話不再受克格勃人員的監視。1979年10月的一個晚上，丘拜斯同研究所來的兩個朋友開始爭論他們為完善社會主義工業所做的無休止的研究。一位叫格列高利?格拉茲科夫，他是個文靜、善思的研究工業自動控制方面的專家；另一位是尤里?雅爾馬加耶夫，是個感情用事的數學家，他靈感思維的湧現就像電焊工電焊時噴出的火花。雅爾馬加耶夫是一個反蘇維埃的激進分子，格拉茲科夫是頭腦冷靜的分析家，他對每一個想法都有評論，丘拜斯則是擁護現有體制的人。他當時24歲，兩個朋友都比他大一歲。他們進行長時間辯論的那個晚上，改變了他們每個人的生活。“那是個特殊的年代，”格拉茲科夫以後回憶道，“勃列日涅夫時代，社會發展有一個固定的生命周期。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當勃列日涅夫掌權的時候，經濟蓬勃發展。到1975年的時候，經濟發展開始走向衰落。那年，是體制開始崩潰的轉折點。70年代末，這個體制徹底地衰敗了。人們對現存蘇維埃體制的寄託陷入了完全的懷疑和失望。任何有頭腦的人更是既失望，又憂慮。1979年，政府做了最後一次努力，試圖修補這個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