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2)

鶴壽同志很贊成我的這麼一個作風：寫什麼東西，對事實，一定要力求盡量符合實際，哪怕是在某次會議上，絕大多數同志偏聽偏信了某種傳聞，也要予以說明，加以澄清，不怕被扣上“為壞事辯護”、“為壞人說話”的帽子。但對一件事情弄清事實以後，則應允許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大家進行討論。例如“文化大革命”前，為什麼對當時的形勢會發生過頭的、過“左”的估計，曾有一些人一度把這一點完全歸咎於**。我卻堅持說，過頭的、過“左”的估計，在內憂外患並存的情況下，不止**，還有別的中央領導同志估計得更過頭、更過“左”。我還對此舉例加以說明。爭論來爭論去，大家有點動感情。後來一查，我說的是有事實根據的。又例如對**有些不符合實際的言談，我也予以澄清。在我與鶴壽同志之間，也多次發生過爭論，有時候老人家發了急，賭點氣，我還是堅持我所了解的情況。直到事實弄清為止。有時候我記憶有錯，我就認錯。這部書的初印稿出來以後，有同志打電話問我，是否有為了維護領袖而在敘述事實上有隱筆、曲筆之處。我答覆，我是盡量地使之符合事實的，至於對事實怎麼分析，那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我最先知道**這個人的名字，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間。當時，日本鬼子宣佈無條件投降，重慶新華日報在民生路營業部門口，貼了許多照片，宣傳解放區的情況，其中就有**騎馬的照片。後來，有人告訴我**過去叫藍萍，是電影明星。不過，藍萍在重慶，似乎不如白楊、黎莉莉、舒綉文、黃宗英那麼著名，好像比後起之秀的張瑞芳都比不上。但是，沒有聽到過別人對她有什麼惡感的說法。舊社會炒作的電影明星很多，無非就那麼一回子事。重慶解放以後，我就聽到人們對**有些議論了，有人說她“不配”，說她在上海時生活上**。我還說過電影明星嘛，哪能用“賢妻良母”、“從一而終”去要求。1954年大區撤銷后，我調到北京工作，傳說**招待了文藝界的老人。招待會上，**對**的稱謂左一個“我們家老爺”，右一個“我們家老爺”。我聽說后，感到**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這種稱謂有失檢點。但又覺得人家家裏的稱謂嘛，多管閑事幹啥，也許是一種“諧用”、“戲稱”，不必雞蛋裏頭去挑骨頭。在批判《武訓傳》時，**奉命搞了那個對黑旗軍和武訓情況的對比調查。說實在的，我還真同意她的意見。雖然我對武訓原來是有好感的，我是重慶社會大學的學生，是陶行知先生的學生，陶行知是提倡過武訓的興學精神的。對批判《武訓傳》，我有三點疑問：一、提倡武訓的興學精神，跟提倡全盤學習武訓，是否是一回事?二、在封建統治時代，要興學就要靠有錢人，在那種歷史情況下，有錢人當然是地主階級中的人。好人是否只有參加黑旗軍一條道路才算好人?三、趙丹這些同志都是我心目中的進步演員。這一批判，使他們好像還不如有的政治立場反動、沒有演過《武訓傳》的人們了，這樣公平不公平?我這些心裏頭的話在一定場合是說過的，但是當時既沒有引起重視，也沒有受到批判。尤其是後來涉及到對陶行知先生的批判，我不滿意。然而，對電影中趙丹表演的“三個鈿，打一拳，兩個鈿，踢一腳”，我還是感到不恰當的。真正對我的上規模的批判，是我在成都說話得罪了一個領導同志。當時還出了一個典型——劉介梅。劉介梅幼小時窮得叮噹響，靠黨的陽光雨露成長，卻“攻擊社會主義”。這是“忘恩負義”。但他們批我時，總算一箭中“的”，我被稱為我們那個單位的劉介梅，“入了彭德懷的花名冊”。直到1979年我進入中紀委工作后，那個單位才主動發文件給我平了反。我對**真正在感情上產生厭惡和仇恨，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的。老實說，我感到他們(尤其是**和康生)是從“左”的角度，與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對新中國在十七年工作的評價上，在對幹部、群眾的看法上，得出了驚人的一致的結論：中國**及其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中國應當滅亡，應當打倒。**是堅持十七年要以紅線為主的，是堅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觀點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這麼說過。周總理總是運用**思想的基本理論，與**、“四人幫”進行艱難的、艱巨的、不懈的鬥爭的。而**、**、康生及其爪牙們，卻總是說這裏爛掉了，那裏爛掉了，都爛掉了，都應該打倒。打倒。打倒。以後，對於**指示落實幹部政策，落實群眾政策，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周總理是堅決執行的。而他們卻總是竭力反對，百般阻擾，搗亂破壞。他們要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既成事實肯定下來，固定起來，一次又一次地反“回潮”，反“復辟”，反對所謂孔丘先生的“繼絕世，舉逸民”，實際上是幾次把矛頭對準廣大幹部、廣大人民群眾熱愛、信任的周總理。**用心狠毒，為了掩蓋她三十年代在上海電影界、文化界鬼混那段醜惡的歷史不致敗露，她可以對過去的同事、朋友、親密者、親愛者狠下毒手，必欲斬盡殺絕而後快，甚至對稍有知情者也不放過。**品質惡劣，對於她自己髮指示、發命令乾的壞事，凡是被**察覺了的，她都可以嫁禍於曾經效忠於她的走卒，撒謊也不臉紅地說什麼這些人是**的第二套班子，“是我把他們端出來的。”**野心勃勃，她大肆吹捧呂后、武則天，其實是在效仿封建王權，竭力想繼承“大統”。**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她是想讓王洪文當委員長，她自己當黨的主席。**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露崢嶸”的。“文化大革命”中她把歷來歌頌**、歌頌新中國的戲劇、電影都打入黑線之列，自己卻耗費大量外匯，購進大批黃色、淫穢的拷貝、錄像片，供她和她的政治搭檔們享受。她着力拉攏一位才高欠德的外交部副部長，一是為了共同反對周總理，二是為了抵制她的可能的競爭者，三是為她與國際接軌鋪設通道。她又是擺設家宴(她個人的家)，又是招待別人看黃色電影，搞得熱熱火火。她集中天津的能工巧匠，為其訂製了青絲銀花、用四個以上的“宮娥彩女”托起裙裾的法式“皇后服”，這充分說明了她的靈魂是一個封建法西斯主義分子的靈魂。她效法呂后、武則天，她的封建意識就已被證明了。那麼，她的法西斯意識呢?她是要所有的“臣”、“民”見她都要“下跪朝拜”的，誰敢抬起頭來，就用羅馬帝王家使用的大棒子(法西斯)狠狠一擊，把你的頭打下去。這完全是支持希特拉德國的壟斷資產階級克虜伯式的統治。**是一個怪胎，是出現在社會主義中國歷史瞬間的一個怪胎，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時期的上海孕育的一個怪胎。以後，她用假相蒙蔽了我們，借“文化大革命”顯現了她的猙獰本質。我們中國**，是立志最終要消滅階級剝削、階級壓迫，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則是封建法西斯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