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1)

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的具體負責人是王鶴壽同志。其辦公室的負責人雖有好幾位，但抓日常工作的是劉鳴九同志。劉鳴九同志主要是不時地詢問一下審理談話的情況，工作進展的情況。他在辦公室的工作頭緒較多，平時不大具體管我工作範圍的事。王鶴壽同志則須將每次審理談話的記錄、他的意見，及時向小平同志、陳雲同志、耀邦同志、鄧大姐、黃克誠同志報告，並且把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傳達給我們，以便嚴格按照中央的指示貫徹執行。有的中央領導同志有時也看我們審理談話的現場轉播，作出指示。我們接手辦理“兩案”，是堅決要按照“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方針辦事的，是堅決唾棄康生過去在審查中央審理**、**反革命集團領導小組成員劉順元同志與幹部時採取逼供、誘供，誰交代得越多，懲處得越重的錯誤作法的。張啟龍同志、劉順元同志、曾漢周同志、李士英同志、於桑同志等人以七十開外、年近八十的高齡，還風塵僕僕地趕到監管場所參加審理工作，不止一次勸**他們徹底坦白交代，把事情談清楚，爭取給予寬大處理的。尤其是張啟龍同志，在延安時期當過**的老師，行前上車，他也是告訴我：**說過，對一個犯了錯誤、哪怕是犯了十分嚴重的錯誤的人，是好心幫助或者存心不好，是對一個同志黨性純粹程度的試金石。誰知，他在與**談話的時候，剛動之以情，勸導了**幾句，**就蹦了起來，舉手高呼：“打倒走資派!打倒走資派!我就是要打倒你這個老走資派!”我擔心她藉機拚命，傷了幾個老人，乃下令：“把**帶下去!”幾個女戰士進來，扭住了撒潑的**，她還狠命地衝著我說：“我還要打倒你，打倒你這個官老爺，打倒你這個大官老爺!”其實，我是個什麼“官老爺”、“大官老爺”呢?在國民黨蔣介石統治下的重慶，我自幼父母雙亡，當過苦力，做過學徒，賣過報刊，充過縴夫。以後跟新華日報發生關係，被介紹進由周恩來同志支持，由陶行知、李公僕、史良出面辦的夜大上社會大學。以後全國解放，又一直做新聞記者、高等學校語文教員。因為長期跟黨在文化方面工作的同志們在一起，那些同志又是毫不保留把他們的學識、寫作技巧，都一點一滴地灌輸給我。在我擔負審理**反革命集團案件之時，雖然我當選了中央紀委委員，“兩案”辦公室副主任兼審訊組長，但還是一個剛從一所高等學校漢語教研室主任調到中央紀委工作的幹部，行政十七級。大概**是以其身份之高，把我們這種經辦她的事情的人，也要吹到九霄雲外吧!中央紀委常委曹瑛同志，原是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曾幾度出任駐外大使。以前，他長期跟陶鑄同志一起，被關在國民黨的南京監獄。周恩來同志費盡心血，把他倆一起營救出來的。曹瑛是一個老同志。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就是學生運動的骨幹分子，因此有的同志戲說，要說老，曹瑛同志是當得的。早在1921年中國**建黨之前，他就是湖北省有名的學生運動領袖。曹瑛這位同志，我看真是**所說過的，襟懷坦白，忠誠，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的同志。對黨內出現的壞人壞事，不論是牽涉到誰，他都嫉惡如仇，敢於揭發，敢於批判，哪怕是要冒着非常大的風險，他也無所畏懼。他在一些會議上，激昂慷慨，傾述意見。鶴壽同志有時怕他說話“走火”，就說：“曹瑛同志，冷靜一點，冷靜一點……”當時，他對鶴壽的勸說還很生氣，頂鶴壽說：“你還叫人說話不說話?”鶴壽同志無可奈何，只得陪笑說：“好，好，好。你說，你說。”好在他們是老同志，彼此知根知底，過了也就算了，誰也不計較誰。曹瑛同志在中央紀委，一開始也是專門審理**案件的二組的成員，名字排在張啟龍同志之後，劉鳴九、我、劉麗英之前。建立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之後，他主要做中央紀委紀律檢查方面的工作，也參加“兩案”會議，參與對案件審理工作的領導。他對**、**兩個反革命集團給黨、國家、人民群眾造成的巨大損失的憤激之情，難以遏止。他知道我寫過一些報道文章和長篇小說，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汪文風，你一定要把**反革命集團的罪惡寫出來，讓後人作為教訓。否則，你就辜負了黨、國家、中央紀委對你的教育培養。”當然，這不能算正式向我佈置任務，但表達了一個老一輩**人對我的殷切期望。由於我是長期搞紙紙片片的，工作當中，習慣作點記錄，搜集一些材料。當時不能記的，就在腦子裏有意識地多過幾遍，狠記一些重要事實和情節。在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我仍當選中央紀委委員，那是因為我的生日是8月20日，還未跨過六十五歲。會後不久，我就超齡了，退居二線了。這使我有時間來思考問題，進行寫作。寫出了初稿，我把稿件送給王鶴壽同志。因為只有他了解全部情況。老人家很高興，以年近九十的高齡，白天在辦公室看稿，晚上還裝進皮包里，帶回家去審閱。他看得很仔細，甚至把稿件中有筆誤的字和標點符號，有的改正過來，有的打上疑問符號。但是對於文稿的內容，他卻不改，而是在旁批里寫上意見。最後批上：“是一部很好的記錄。但體裁上很不得體，如發表，尚須大的修改。”遵照他的意見，也參考別的同志的意見，我把稿件從頭到尾改寫了兩遍。在這個過程中，我又多次去中央紀委機關鶴壽同志處，討論稿件中的一些問題。我與他有時也有不同看法，有時還有激烈爭論。好在相處十年了，我跟他是爭論慣了的，他從不因此而不理睬我，我也從未因此而有什麼思想上的芥蒂。鶴壽看完最後的稿件，對我說：“可以了。這樣的東西，可能出版機關、有關部門，還要進一步斟酌。在我們這裏，就行了。這也是我們黨的一項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