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講的是革命故事？

好長一段日子，我都以為麗蓮的《牛虻》講的是革命故事。一九七一年冬天，我第一次讀到《牛虻》。那時，國內形勢很緊張，聽說蘇聯的坦克兵團將入侵內蒙，從張家口進攻我國首都北京，最高統帥要全國人民“深挖洞”，準備打仗。當時我正在高中念書，突然有一天，我所在的高中班被命名為“挖洞先遣隊”，到長壽縣鄉下去挖洞，為全校遷到山洞作準備。白天挖洞，夜裏躲在蚊帳里讀《牛虻》。那是一部殘破的書，因為經手太多，前後都缺頁。最後的缺頁在這裏中斷：“親愛的瓊，”紙上的字跡突然模糊得像一片雲霧。她又一次失去了他，又一次失去了他！下面的文字沒有了。我心裏一陣陣緊縮的抽痛，好像我就是瓊瑪，好像失去牛虻的是我。那些因殘缺而失去的文字令我百感交集，如一片血紅的迷霧把我濕漉漉地裹在牛虻激情中，牛虻為革命事業悲壯犧牲的豪情像身體上分泌出來的液體，抑制了我心中的瓊瑪疼痛。牛虻的革命經歷有何等勾魂攝魄的情感經歷啊！我想有一番屬於自己的革命經歷，以便也能擁有可歌可泣的一生情愛！牛虻獻身的是一場救國的革命——用官話說，是愛國主義的革命，用學究話說，是民族國家的獨立革命：意大利要擺脫奧匈帝國的統治。不過，對我來說，牛虻的革命經歷之所以勾魂攝魄，是因為他獻身革命而擁有了自己飽滿的生命和情愛。我產生出這樣的想法：要擁有自己飽滿的生命和情愛，就必須去革命。麗蓮講敘的牛虻，成為我心目中的楷模。我開始激動不安，覺得自己只每天挖洞還不能算革命。挖洞能與一個瓊瑪相逢嗎？牛虻是革命者的名字。在成為革命者之前，瓊瑪愛的這個人叫亞瑟。亞瑟屬於從小想使自己的生命有點光彩的一類人，據說少年時就“有一種模糊而持續的不滿足的感覺，一種精神上空虛的感覺”。瓊瑪與他相識時，他還是神學院的學生，或者說見習修士。當時，意大利的民族獨立革命黨人的新宗教理想開始傳到神學院。深奧的教義神學理論和繁瑣的聖經釋義課程不能填充少年亞瑟的精神空虛，倒是馬志尼青年黨的政治理想讓亞瑟激動起來。意大利是大公教傳統的君主國家，有太多的教士。對於馬志尼的民族獨立的民主共和革命，這些教士是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民族革命需要聯合一切可能的社會力量，需要拉攏天主教士，形成革命的統一陣線。如何拉攏？馬志尼覺得這是再簡單不過的事：先把民主共和理論說成與天主教教義在精神上是一回事，再告訴教士們如何用實際的政治行動獻身於民主共和革命就行了。不過，馬志尼先需要把自己說成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我們在自己的旗幟上寫明自由、平等、博愛，我們就成為基督教信仰的先驅。我們尋求基督為各族人民、為全世界許諾的信念的統一。我們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新教徒：基督的真正教義歷來只產生基督教徒。如果我們對民眾高喊：“上帝和人民!

天上有個唯一的主宰，那就是上帝；人間有個唯一的主宰，那就是人民。全體人民根據一個積極的信念聯合起來，在和平和互愛的氣氛中做出很大的成績，以便在上帝注視下逐步了解和解釋他的普遍法則”，我們就自動擔負起基督的使徒的作用。馬志尼還寫道，天主教士們尚不懂得“如何崇拜上帝”。怎樣才是“真正的崇拜上帝”？據馬志尼說，這是一種社會行動，是走向人民大眾的熱情。誰要做真正的基督教徒，誰就應該“自告奮勇，在那些因缺乏教育而誤入歧途的人和那些進行鼓動的領導者之間傳播真理和光明”。說得直接了當些，就是要在革命黨的領導下去做動員民眾起來革命的宣傳工作。馬志尼青年黨信徒在神學院裏秘密宣傳這些思想，亞瑟慢慢受到啟發，以至於從基督教義課本中讀出了“一種民主傾向”，逐漸形成了像早上**點鐘的太陽一樣的教士觀：“教士的使命就在引導世界向著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標前進；……一個教士是宣傳基督教的教師，而一切革命家中最偉大的一個正是基督”。亞瑟覺得自己的靈修不是在上帝的愛中重生，而是要在現世革命的精神中重生，這樣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除非少數天才人物，人們在年輕時對用來填充青春熱情的道德理想往往並不具有鑒別能力。時代中時興的道德理想總是充滿吸引力的，沒有鑒別力的年輕人以為時興的道德理想就是自己性情的脈動。個體性情的脈動與某種道德理想的結合，其實是很偶然的。正是這種偶然性決定了一個人一生的命運。亞瑟就是如此。他天生有過於旺盛的生命熱情，碰巧遇上意大利鬧民族獨立革命。這一歷史機遇為亞瑟實現自己的生命熱情提供了另一種可能，不然，他至多可能是一個熱情的宣教士。亞瑟的革命熱情是宗教性的，意大利的民族革命只是給他提供了實現自己的生命熱情的契機和目標。亞瑟本來不是意大利籍人，而是英國籍人，當他碰巧聽了一個激進大學生——馬志尼信徒的演講，才想到要去“幫助人民和意大利”，“要把我的生命獻給意大利，幫助她從奴役和貧困之中解放出來；要把奧地利人驅逐出去，使意大利成為一個除了基督沒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國”。亞瑟不知不覺成了馬志尼革命黨人，覺得馬志尼的革命思想與福音書中的救贖思想太吻合了。把基督說成啟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象徵，在亞瑟的父親蒙太尼里——一位資深的神學家看來，是徹頭徹尾的反基督，福音書與民族獨立或民主共和之類的革命毫不相干。由於愛子心切，蒙太尼里絞盡腦汁要把亞瑟從馬志尼革命黨人的影響中領出來。兒子的初生熱情與父親的深諳世道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在麗蓮講敘的革命故事中，成了是否革命、是否進步的抉擇。讀過麗蓮講敘的革命故事，我不太想得通一件事。在產生革命衝動的同時，亞瑟的情愛衝動也開始萌動了。他對老是圍着自己心愛的女孩子轉的革命同志波拉十分惱怒，一想到他就醋勁上涌。情敵與革命同志的矛盾，把亞瑟帶到痛苦的邊緣。我想不通，不是因為革命者就不能吃醋，而是因為，亞瑟是教士式的革命者。作為見習修士，讓情愛衝動在身體上炙熱，看重女性身體的慰藉，與同志們吃醋，就等於被現世的誘惑拐走了。不過，這也許只是鐵尚未煉成鋼時的情形。第二天挖洞太累，我就把這事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