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十一個月(2)

路和路，是不一樣的。要不然，我和A就沒必要說好走到哪裏為止，我們就可以一直盪下去，盪下去，因為反正我們回不同的地方所走的路卻一樣。現在情況不那麼簡單。路和路既然不一樣，情況可就複雜了，就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了。下午一點鐘，最熱的時候，太陽卻沒有了。還是熱，好像要下雨的濕熱。我走在延安路上。在延安路上可以看到聚集於人民廣場的諸多建築。悶熱的空氣里，上海博物館有點潮，屋頂是一種濕嘰嘰的軟木色，浸透了不冷不熱的水分，散發著淡淡的餿味，像一個巨大的熱水瓶軟木塞。我突然對人民廣場的範圍疑惑起來：到底從哪裏到哪裏算是人民廣場呢?似乎人民廣場並不僅僅指那個豎著一排矮欄杆、有許多鴿子的地方。於是我又想起了徐家匯、曹家渡，還有靜安寺。靜安寺同樣不僅是一座土黃的、古老的寺廟——相反，那些縱橫交錯的馬路以及鱗次櫛比的樓房倒更像靜安寺。也許有人認為延安路和人民廣場根本是八杆子打不到一塊兒的，可我還是把延安路當成人民廣場的一部分。所以說我現在在人民廣場。這個城市是一本糊塗賬，既說不上市中心的範圍，也說不清人民廣場和靜安寺到底算怎麼回事。我繞過一個報攤，順帶瞥了一眼攤主在地上陳列的一堆五彩斑斕的雜誌，每本雜誌封面上都有一個大腿女人——很難用別的詞來形容她們，第一眼的第一反應就是這四個字。我記起有一次和A一塊兒在盪的時候，看到路邊一個人賣舊書舊雜誌。我指着一堆時裝雜誌說：好看!A說：買給你好不好?我說：好的呀。他馬上一副厥倒的樣子，說，好的呀好的呀。怎麼你什麼都說好的呀，好的呀!我說，是好的呀，有什麼不好呢?你買又不是我買，多好!A笑着說，所以，人還是窮一點好。我在延安路上走，想到A這句話，漫無目的地笑了起來。那個笑好像是從天上突然掉到我臉上，砸得我自己也很震驚。我想如果我現在去問A我到底選物理還是選歷史的話，他會說什麼呢?我有這個想法，大概是因為看到路邊有一個投幣電話。我是一個十足的投幣電話支持者。在路上走的時候，一眼看見粉藍的透明有機玻璃頂遮蔽下，那個金屬座機、一個個排列整齊的數字鍵、和湛藍湛藍的電話筒，總會好像剎那間被通了電一樣，感動得整個魂靈都倒豎起來。於是我走過去，從口袋裏取出一枚一元硬幣，(我口袋裏總是有許多硬幣，因為我是一個熱誠的硬幣擁護者。)拿起話筒。我的聲音就從千萬個川流不息互不相干的人頭頂上疾飛過去，落到城市的某處，A的電話里。A說：“喂?”我說：“襄沒城。”A熱烈地說：“咦，怎麼是你?”我問：“怎麼呢?”A說：“沒什麼。你在外面嗎?”我說：“嗯。人民廣場。”A馬上說：“我知道了。在延安路就是在延安路——凡事說清楚點。”我本來想問他怎麼知道我在延安路，想想還是算了。他又問“怎麼?什麼事?”我側過身，靠着有機玻璃罩子，好像很舒服其實很難受，說：“我選什麼好?”他那裏很靜，我這裏總是有車子開來開去，大車小車，穿梭不息。他說：“你不要急，讓我想想。”我就讓他想，我自己一動不動。過了一會兒，他說：“你自己怎麼想?”他的聲音很熱，是和他的手心碰到我的頭時一樣的溫度。電話里“嘟嘟”的警告音冰冷地響了，我又丟進一枚硬幣。好像聽A說過在哪個地方人家都把硬幣扔在噴水池裏，希望夢想成真——我想着噴水池底的一層硬幣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而我此刻在這裏：雷陣雨前的低氣壓下面，一枚接一枚地把硬幣丟進深不見底的電話機里。A說：“喂?喂喂喂?”還是那麼熱的一種聲音。我垂下頭，眼淚掉到行人路上。A說：“喂，要不要我出來?”我搖頭。想到他看不見搖頭，就說：“不要了。”A說：“真的要不要我出來?我沒什麼事，現在。”我說：“算了。”我發現問他是沒用的。我很感謝他跟一個莫名其妙的人費了那麼多口舌。儘管他沒有厭煩的意思，我也不好再拖着他浪費時間了——這輩子他浪費在我手裏的時間實在不少，他這樣有什麼意義呢?我說：“不好意思。我不光自己浪費時間，還連累別人陪我一起浪費時間。”他說：“無所謂。你別客氣。我說我自己的想法哦——我覺得你既然補習了那麼久物理，還是選物理好一點。”我說：“好的呀。”“不過，”他補充道，“你的性格好像還是選文科合適點。而且選歷史的話，你就不至於沒人監督。”我說：“好的呀。”有一輛他最喜歡的法拉利跑過去了，我來不及告訴他。他在那頭笑，說：“怎麼你什麼都說好的呀，好的呀!”我說：“那麼是好的呀。我不知道才來問你。”他笑了一會兒，靜下來，聲音像手心那樣熱乎乎地說：“解頤，你總要自己做決定的，懂不懂?”我想着他喜歡的那輛法拉利。可惜我是個窮光蛋，否則我就買輛送給他，讓他高興高興。我說：“懂。”“好。”他說。我說：“就這樣。”他說：“嗯。”我說：“再見。”他說：“再見。”我掛上電話，走在延安路上。我用完了口袋裏的最後一枚硬幣，說了些廢話。等高考結束，我要背一個麻袋，到銀行里去兌出許許多多一元硬幣，背到大街上，打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