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的一些經歷(1)

大衛，那時候不叫大衛，叫張治文。張治文那時候也不是商人，是個畫家。還不能稱作畫家，是個畫畫的，也叫做藝術愛好者。張治文不是上海人。十年前張治文背着畫布畫框來到上海時，大約二十五、六歲的年紀。張治文是坐船來的。那時候的張治文不像十年以後的張治文。那時的張治文很窮，不能像鳥在天上飛來飛去。但那時的張治文覺得自己的心像鳥。張治文在上海的一個弄堂里租了間屋子。是上海人通常講的那種亭子間。亭子間很小，但還結實。拉開窗帘，可以看到人家房子的客堂一角。還有一小塊藍天。張治文搞抽象畫。在張治文的筆下，鳥不是鳥，鳥是一種感覺。有時候這種感覺是方的，鳥就是方的。有時候這種感覺是圓的，鳥就是圓的。有時候沒有感覺，鳥就是一團空氣。在張治文的筆下，女人也不是女人。她們是一些游移的物體，多半是深色。並且經常在天上飛。張治文畫過一張畫。畫面上是兩個穿黑色長衣的女人，背影。她們跪在一個巨大的金色物體上。遠處是龐然的黑色聳立物。還有像燈光一樣刺眼的亮點。畫的題目叫《祈禱者》。張治文想表現信仰。就像所有充滿激情的年輕人一樣，張治文覺得，自己渾身都聚集着一種力量。因為張治文是個畫抽象畫的，他就用抽象畫來表現這種力量。如果他是個建築工人，他就用手裏的磚瓦、鐵鏟來表現這種力量。如果他是百貨店糖果櫃的售貨員呢，那麼他就會覺得：生活就像櫃枱里的那些糖果那樣香甜、單純。張治文就這樣，渾身充滿了一種力量，來到了上海。他希望在上海尋找一些與現代文明相匹配的題材。他覺得這樣就能擴充那種力量。張治文看過一些關於老上海的畫冊與攝影作品。《黃埔江上的一條舢板》。講的是當時輪船駛入黃浦江，旅客並不從虹口英聯船塢碼頭上岸，那裏嘈雜、骯髒。人們寧願坐舢板到幾百碼外的外灘。舢板極其緩慢地駛過蘇州河口。河水是渾濁的。汽笛在遠處長鳴。語調凄涼。還有《外灘》。更像孟買維多利亞時代的道路建築。外灘鋪上了石塊，簡潔，寧靜。那時候的居民與他們的夫人們在上面駐足，散步，看上去就像遷徙剛剛完成的鳥群。還有個管弦樂隊演奏亭。外面是靜靜等待客人的人力車夫。車往前傾，兩根扶手轅桿頂地，車座上空有一塊帶流蘇的遮篷。張治文認為這樣的上海充滿了人文氣息。充滿了人性的微妙之處。但那是以前的、老日子裏的上海了。那麼現在的上海呢。張治文坐的船是在晚上進入上海的。滿眼的燈火。江上的，陸地上的，還有水裏的倒影，地上的倒影。張治文立刻想起了他的那張畫。他的《祈禱者》。那些黑色聳立物上，漫布着的金色亮點。兩種景象是如此一致。張治文非常興奮。那時候張治文認為：這就是上海。那時候張治文還認為：在抽象的意念與具象的上海之間，存在着一種關聯。這種關聯無邊無形，也是金黃色的。用現代心理分析的方法來看，那時候的張治文確信：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在精神與物質之間，是一定存在着一條坦途的。張治文躲在亭子間裏畫畫。亭子間的月租費，首先大大超出了他的預算。每天要吃飯喝水，就連青菜也出奇地貴。他上街體驗生活，只要一涉及所謂的現代文明，立刻就有兩個字夏天打雷似地滾落了下來：金錢。越能體現現代文明的地方，它們滾落下來的速度越快、力量越大。張治文有點懵住了，稍稍受了些打擊。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沒有人要買他的畫。高檔的畫廊他進不去，一般的老百姓又不喜歡他的畫。他們看不懂他的抽象是什麼意思。他們希望他畫一些好看的東西。比如說，掛在餐廳牆上的水果、鮮花。掛在兒童房裏的向日葵。還有掛在卧室里的女人體。“你會畫人體嗎。”有幾個人偷偷問他。他給他們講一些關於抽象畫的概念。他說抽象畫和寫實畫是有區別的。在寫實畫裏，水果就是水果。鮮花就是鮮花。向日葵是金色的，一般來說，它們向著太陽。但在抽象畫裏面不是這樣。它們是畫家精神的一種附着物。它們常常是扭曲的。這種扭曲的根源是畫家精神的力量。他們很迷惘，眼神奇特地看着他。他繼續說。他說抽象畫的要素是線條、體積和色彩。其實它們全都是內心力量的代名詞。根本就不存在看得懂看不懂的問題。他說只要你心裏聚集着這樣一種力量，你就能進入抽象畫。“那是一個非常非常美妙的世界。”他說。但是沒有人聽他往下說了。大家都開始有點不耐煩。他們朝他笑了笑，說行了行了，現在我們都知道你的畫是很好的畫，是充滿力量的畫。我們向你表示祝賀。現在我們要走了。他們就全都走開了。剩下他一個人站在那裏。嘴巴張開着。有點扭曲。倒是像一張抽象畫。漸漸的，張治文自己終於真正看懂這張抽象畫了。張治文發現，許多上海人不喜歡抽象的東西，那是一種從骨子裏生髮出來的感受。上海人的生活觀，其實是相當實際的。特別是那些正在積累進入“現代文明”殿堂資本的人。他們要把事情實際了再實際。確鑿了再確鑿。要把天上的東西拖到地下來。哪裏還容得下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