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慘的一年(4)

可是胡佛總統對記者們說：“並沒有誰真正挨餓。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麼時候都好。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1932年9月號的《財富》雜誌乾脆罵總統撒謊，它說：“應該說有2500萬人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準確的描寫。”活活餓死的事例，《財富》雜誌、《三藩市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和國會聽證會都記載了不少。

紐約市福利委員會報告說：有29人餓死，另有110人死於營養不良，多數是兒童。

胡佛總統根本沒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過他卸任以後就免不了見識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區釣魚，有個本地人把他領到一間茅屋裏，看到一個孩子已經餓死，另外七個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萬人只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於死亡。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蘿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萵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

城裏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爭奪。

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後邊跑，有什麼掉下來就撿。中西部地區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裏，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衝出來搶。

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有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66歲的內科醫生，他臨窗刮臉，往外一看，竟有

“三個乾瘦憔悴、老態龍鐘的婦女”(這是他後來的描述)

“趴在幾個垃圾桶上從裏邊掏東西”。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

因為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為凈。

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晚上在紐約街頭留神細看一群

“無家可歸的人在飯館附近來回躑躅，把泔水桶的蓋子掀開找腐爛的東西吃”。

這樣的人他

“早已到處看見，可是後來到了悲慘絕望的1932年，人數更是與日俱增了”。

那年頭，富裕的美國人認為把吃剩的施捨給沒飯吃的同胞，就算是大發善心了。

紐約吉斯科山的麋鹿會一個美國慈善機關，1876年成立。——譯者和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吩咐僕人，要把殘羹剩飯送到窮人手裏。

《布魯克林之鷹》報建議設立一個總站，請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殘湯剩菜送到那裏，讓窮人分享。

俄克拉何馬市有一個名叫約翰?B?尼科樂斯的煤氣公司經理草擬了一份計劃，呼籲飯館、市民俱樂部和旅館的廚師把殘羹剩菜裝進

“容量五加侖的乾淨鐵桶，標明裏面有‘肉、豆、馬鈴薯、麵包等等’”。

這些鐵桶由救世軍收集，分餉失業者。與此同時，農民還送來了木柴，由失業者自己去劈(捐獻柴火的偏偏又是農民!

)。這位經理給陸軍部長赫爾利寫信說：“我們預料，有些不值得照顧的人有時會來找點麻煩，但是我們必須不怕麻煩，因為只有這樣，那些值得照顧的人才能得到照顧。”赫爾利認為這個主意很好，力勸政府採納。

但是胡佛屬下的緊急就業委員會主任認為這樣做可能造成誤解，便把方案否決了。

尼科樂斯、《布魯克林之鷹》報、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會員和麋鹿會會員們似乎從沒想到，更富於戲劇性的解決辦法已經近在眼前。

富人腦滿腸肥，大眾飢腸轆轆，這個鮮明對比已經有人在考慮，而且覺得未來事變的陰影已經隱約可見了。

托馬斯?沃爾夫時常站在紐約的公廁里同那些處境悲慘的人們交談，談到他再也不忍聽下去，便踏着階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行人路上凝望，只見

“曼哈頓的摩天大廈在冬夜寒光中閃閃發亮。伍爾沃思百貨大樓就在不到50碼開外，再過去不遠是華爾街的幾家大銀行，一律是巨石和鋼鐵築成的堡壘，屋頂塔尖放射着銀色的光輝。人間不平事，莫過於此了：這邊是悲慘萬狀的地獄，那邊一條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燈火輝煌的高樓矗立於凄然的月色之中。這些高樓是權力的頂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財富就深鎖在樓底堅固的地下庫房裏。”逆境一來，美國人向來是要尋找替罪羊的。

1932年初，沃爾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對下曼哈頓區的那些財閥攻擊開了。

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擺佈。回想20年代，美國的金融家和工業家曾經是全國有口皆碑的英雄。

不過哈佛大學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總統提出過警告(雖然說也沒用)，他說，有這麼一些東西在威脅美國的經濟：“耍手段，玩把戲，甜言蜜語，胡吹瞎說，欺矇哄騙。”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這種高喊大難臨頭的預言家的。

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後來所描寫的那樣，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對待工商業家的態度竟好比他們已經

“發現了什麼點金石，能把資本主義那種很不穩定的局面一變而為永恆繁榮的局面”。

梅隆當年曾經名噪一時，大家說他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89～1795年任美國商業部長，提倡保護關稅，與金融家拉攏，大得資產階級的稱讚。

——譯者以後最偉大的財政部長”。《美國商業》月刊說：美國企業家是

“全國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證券市場崩潰三年之後的今天，孩子們卻唱起這樣的歌來了：梅隆拉響汽笛，胡佛敲起鍾，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獄沖。

不過，這首歌金融巨頭們是聽不進去的。他們依然鼠目寸光，盛氣凌人，脫離實際。

他們在《文摘》雜誌里讀到的文章，無非盛讚大蕭條帶來的好處，例如說：“現在人們做生意比以前客氣了，在家裏也往往比以前講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沒頭腦的女人家。她們過去不知好歹，不關心丈夫，不料理家務，現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謹慎了。”一位共和黨的新澤西州州長候選人給選民們帶來了好消息：“繁榮太過分，就會敗壞人民的道德品質的。”據報道，有人建議杜邦家族的某成員出錢舉辦星期天下午的廣播節目，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

“星期天下午三點鐘人人都在打馬球，沒工夫聽。”J?P?摩根說：“如果消滅了有閑階級，那就是消滅文明。我所說的有閑階級是指雇得起一個傭人的家庭，這種家庭全國有2500萬或3000萬個。”人們告訴他，據人口調查，全國家庭傭人總數還不到200萬，他似乎感到吃驚。

不過人們覺得，摩根不了解實情，本來不足為奇。正如沃爾特?李普曼所寫的，美國工業界和金融界的許多領袖人物，“已經從我國歷史上最有影響、最有權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1932年這一年，美國65%的工業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裏；僅佔全國人口1%的人擁有全國財富59%。

芝加哥有個人叫做塞繆爾?英薩爾，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長和11家公司的總經理。

由他掌管的各種公用事業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王國，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萬僱員為325萬顧客服務。

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擁有的證券實值在30億元以上。失業的人們在瓦卡大道低處燒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聳入雲的英薩爾大樓，對一些記者感嘆說：“為什麼那個老頭兒不能幫我們一點忙呢?”這個老頭兒實在無法幫忙，因為他有他自己的難題。

他那個由控股公司構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國快倒坍了。不消幾天，成千上萬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師)，就要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他們手裏那些英薩爾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價的4%了。

英薩爾由36名保鏢護衛着，日夜奔走，力圖挽回頹勢，可是這年4月，他那兩個投資信託公司就被宣佈破產了。

6月，他因欠下6000萬元的債，逃往歐洲，庫克縣的大陪審團陪審員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審團。

——譯者便對他提起公訴。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卻從後門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車南下羅馬，接着又飛往雅典。

他的律師告訴過他，雅典是安全的，因為希臘跟美國沒有簽過引渡罪犯的條約。

當時這種條約確實沒有，但是到了11月初，兩國的外交官們就簽了這樣一個條約。

英薩爾急忙男扮女裝，租了一條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國當局，終於押回本國受審，可是結果卻被判無罪，因為當時還沒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規。

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這時說了一句俏皮話：“控股公司原來是這樣的一種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賊贓遞給同夥，這就萬事大吉了。”羅傑斯還說：“這些傢伙的所作所為，還沒有越出法律範圍，可是已經到了邊緣，跟吃官司只相去毫釐了。”為了尋找犯罪證據，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在華爾街到處調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尋常的人物。

銀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銀行(大通銀行)的股票拋空賣出，事後又撒謊騙人。

因為生意不好，紐約花旗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撕毀了跟穀物交易銀行合併的協定；他還硬要本銀行的記賬員們和出納員們按股票市場崩潰以前的價格(每股原價200元，當時已跌到40元)繼續分期付款購買花旗銀行的股票，同時既不要保證也不收利息，就把股東的240萬元借給本銀行的高級職員做投機買賣。

此外，米切爾還把證券虧本賣給家人，事後又買回來，這樣來逃避聯邦所得稅。

J?P?摩根也用類似的辦法鑽空子，1929、1930、1931這三年，他一文所得稅也沒交過。

《芝加哥論壇報》老闆羅伯特?麥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徵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稅，卻寫了許許多多的長篇社論，敦促讀者老實納稅，分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