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慘的一年(3)

在布魯克林區的

“血汗工廠”里，15歲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掙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時，報酬是二元三角九分。

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勞工局長報告說，本州有一百多個工廠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時，而工資只有六角。

紐約市是紐約州里剝削工人最厲害的地方，而市內那個僱用5萬名女工的服裝工業，其剝削之凶又冠於全市。

《時代》周刊寫道：“無法無天的僱主”已經

“把美國工人的工資壓低到中國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鉤織一打帽子，只得工資四角，一星期只能織兩打。

做圍裙的女工做一條掙二分半，一天只能掙兩角。給拖鞋加襯裏的女工，搞了72雙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鐘能加工一隻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時，拿回家裏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

有一個做褲子的工廠，女工把一條褲子的線頭清除並用海綿揩乾凈，只得工資半分。

處理這樣一條褲子要花五分鐘，所以每小時的工資是六分。哪個僱主厚道一點，就無法跟這種血汗工廠競爭。

領取救濟的人越來越多了，可是胡佛總統仍然不肯從國庫撥款補助，因此在大蕭條臨近第四個冬天的時候，整個救濟機構已是搖搖欲墜了。

有一位參議員發表意見說，現在工人每周只有一兩天的工資，實在無法維持他們的生活需要。

可是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埃傑頓卻說：“什麼?給工資要看工人的需要?我從來不考慮這個，我是按效率給工資的。至於社會福利之類，本人是作為宗教事務來處理的。”無疑，他認為他自己已經盡了責任了。

正如《財富》雜誌所說，當時的理論也同過去的一樣，以為有了私人辦的慈善事業和公私合辦的福利機關，老弱病貧的人就都得到照顧了。

可是實際上行不通。大蕭條一方面使要求救濟的人數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濟金的來源陷於枯竭。

1932年，私人捐款銳減，只佔救濟金支出總額6%，於是便有三千萬人左右要依靠公辦福利事業照顧了。

不幸得很，這副重擔子，地方政府卻挑不起。自從1930年以來，各州各市的預算早已出現了赤字。

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約有90%來自房地產稅，但是按大蕭條時期的幣值計算，房地產的估價實在高得荒唐。

房東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納稅；房產有沒有收益，法律不管，稅額不能減。

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濟過活的，救濟金又不包括房租，房產稅還是要照繳。

於是房東便千方百計要房錢，他們怒從心頭起，最初是要把無錢交租的住客統統攆走。

紐約市各條街道幾乎天天有人攆房客；費城也一樣，多家躑躅街頭，因而小女孩們竟編出一種新遊戲，名曰

“攆房客”。但是，趕走住戶，空出房子，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這隻能使有產者更加不得人心，卻不能使他們有錢上稅。

結果正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薩姆納?H?斯利希特教授對參議院製造業委員會所說的那樣：“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失業的人，幾乎都暫緩交租了。”各市區和郊區，欠交房地產稅有20%～30%。

城市少了這筆收入，便削減公用事業。於是道路失修了，行人路殘破不堪，冬天冰雪載途，無人清掃。

由於納稅人聯合起來拒不繳稅，芝加哥市有兩年全無入息，只好向銀行借貸。

市內那60萬失業人口，更弄得它焦頭爛額。地方政府財政破產了，加之社會上又認為貧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獲得公家救濟，條件是極為嚴格的。

人們為了爭取請求救濟的申請書獲得審議的機會，也得事先變賣家產，取消保險，直至借貸無門的地步，並且證明所有親戚全部破了產才成。

即使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無子女的，在很多城市還是領不到救濟。

接受救濟是為人所不齒的。1932年9月，緬因州劉易斯頓市通過了一項議案，禁止領取救濟金的人參加選舉。

這一招在馬薩諸塞到俄勒岡等十個州是不需要的，因為這幾個州的憲法早已規定選民必備的財產條件。

西弗吉尼亞州的醫院要病人保證交醫療費才收；有一個孩子需要開刀，轉診醫生這種醫生設有私人門診但沒有手術室、住院部，將需動手術的病人轉到別的醫院治療。

——譯者竟勸外科醫生，且等孩子父母答應付1000元再說。德克薩斯州羅伊斯城有兩個大夫在當地報紙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如尊夫人有喜，要來羅伊斯城分娩，請備足款項交費，才能接生。

特此通告。在某些地方，納稅人協會竟想不準領救濟的孩子上學；有些獲得公家資助的人家，竟不獲准進教堂做禮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礙，最後獲准領取救濟的也只是極少數人。而且，據《財富》雜誌報道，在某些工業城鎮、礦區和佃農分成制農場裏，“所謂救濟事業不過徒有其名”。

城市裏應得救濟的人家，只有25%獲得某種形式的救助。托萊多市長在1932年說過：“我見到成千上萬的山窮水盡、灰心絕望的男男女女前來請求救濟。他們低聲下氣，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丟盡了美國的臉。”再說，即使列入了救濟名冊，也並非就此萬事大吉，有希望，有奔頭了。

有人反對辦救濟事業，說人們領了救濟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費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領五元五角的救濟金，怎樣去揮霍呢?

不過此數雖小，比之紐約市(救濟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經很慷慨了。

救濟金頂多只夠買糧食和燃料。領救濟的人家，在股票市場大崩潰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過了三冬，其衣着之襤褸就更不堪入目了。

常常看到的情況是，身為一家之長，那渾身打扮竟像歌舞雜耍劇中的流浪漢：上衣缺扣子，袖子見窟窿；膝蓋外露，后襠透空；頭上那頂涼帽是在誰家鍋爐房裏掛過幾年的，腳下那雙破球鞋貼滿橡膠補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兩隻不一樣；除此之外，披上一張老羊皮短襖，既臭且臟。

公職人員同領救濟的人往往無法區別，因為他們的財源相同。一般地說，地方士紳們總還能讓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樣的制服，因為那時大家都擔心治安問題。

可是對公立學校的教員就沒有那樣關懷了，由於地方政府稅源不足，教師的生活比別人來得苦，大蕭條初期，還在他們的工資里扣錢來資助施湯站呢。

學生每年增加二十多萬，學校就得進一步節約開支。教室不夠，書桌就擺在走廊里，有爐子的活動房子裏，甚至洋鐵皮棚子裏。

音樂課和美術課取消了，教科書是這學期用了給下學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損，字跡模糊，殘缺不全。

教室越來越擠了，最後，竟連教員的工資也發不出了。到1932年為止，只因教育經費不足，全國已經有30萬兒童失學。

密西西比州、明尼蘇達州北部、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和亞拉巴馬州的教員，只得輪流到各學生家裏去

“吃派飯”。俄亥俄州德頓市的學校每周只上三天課，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學校有停課十個月以上的。

在堪薩斯州，因為小麥一蒲式耳只賣二角五分，所以鄉下的教師每月工資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個月薪水，合計280元。

艾奧瓦州的教員每月薪金40元，只及華盛頓政府所說的產業工人最低生活費的一半。

阿克倫市拖欠教員工資多至30萬元，揚斯頓市欠50萬元，底特律市80萬元，而芝加哥市竟超過2000萬元。

談到芝加哥的學校，那倒是大蕭條中的一段佳話。當地的教師因為不忍眼看50萬兒童失學，於是沒錢坐車就搭過路便車到學校上課，沒有薪水也堅持工作(至1932年為止，在13個月當中，只有五個月發過薪)，市政府發的欠條規定大蕭條時期過後才能兌現，銀行不肯收兌，教師們也收下了。

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還有辦法籌備下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在博覽會期間，色情舞星薩莉?

蘭德的每周進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經費，市政府卻充耳不聞。

有1000個教員乾脆裁掉了，未被辭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犧牲，繼續工作。

在全市1400個留用教員中，有759個被房東攆走。他們拿保險單借支了萬元，並向高利貸商人借了萬元，年息是42%。

儘管自己挨飢受餓，這些教員竟還從乾癟的腰包里掏出錢來養活萬名小學生呢。

對教員、救濟工作人員和警察來說，窮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過的了。

30年代初期，還沒有人罵警察為

“豬玀”。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壞罷工，人們還是普遍認為他們同工人一樣，也是受剝削的。

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車廠血腥鎮壓

“反飢餓遊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長就開除了162名警察。紐約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來就在自己執勤的那些最貧困的市區向窮人分發救濟糧，賑款由本市公職人員(包括警察)捐助，占他們的收入的1%。

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他們這樣做，是

“第一次公開承認，對於那些規規矩矩可是陷於赤貧的人，官方責無旁貸。可是承認這一點的不是上層人物，而是那些在貧民區里工作的最下層公職人員”。

不過，目擊那些最凄慘的情況的還是教員，因為大蕭條時期受害最慘的人就在教室里。

1932年這年最可怕了，當年10月，即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說：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20%營養不良。

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的秘書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亞、伊利諾伊、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各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他們的癥狀是

“思睡、發懶、睏倦、智力發展受阻”。有一位教員勸一個小女孩回家去吃點東西，她回答說：“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又有一個小男孩讓人看他心愛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對來客說：“弟弟以為我們不會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們就要這樣做啦。”一個名叫莉蓮?

沃爾德的社會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問道：“為了讓孩子們吃飽，有些人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你看見了沒有?”有一個有兒女的人滿腔怨氣地說：“咱們工人再也沒有養孩子的權利了。”馬薩諸塞州有一個牧師說：“我認得一家人，他們今年只吃小扁豆過活，買不起麵包啊。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