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蘭・羅素 怎樣閱讀和理解歷史(12)

對於一個組織，我們要考慮三樁事：它向公眾提供了什麼?它向它本身的一般成員提供了什麼?和它向它的領導們提供了什麼?其中的最後一項，在實踐上是太經常地要壓倒前兩項了。這一點可以應用於許多不同的領域。比如說，一個人在市場上提出要推銷最好的肥皂。他用巧妙的廣告使得公眾相信了他。然後他把他的發明賣給了一家公司；公眾發現了它在弄虛作假，於是公司破產了，但是肥皂的發明者本人卻仍然保有他自己所發的財。在我年輕的時候，在某些南美洲國家裏，獨裁者們的慣例是要掠奪人民大眾，直到他們激起一場革命；他們把收益投到國外去，並且隨時有一隻快船升火待發；停泊在他們首都的港口裏等待着他們。在革命一旦開始時的那一瞬間，他們就開始逃往巴黎，此後就安享快樂。這些政治上的獨裁者，就有似於我們企業中的肥皂製造商。但是這類人還不如那些能成功地保住了自己權力的人們那麼有害。任何一個組織，不管它所宣稱的目的是多麼理想，都可以蛻化成為一種暴政，除非是大眾在自己的手裏保持着某種有效的辦法來控制領袖們。民主政治就是至今為止所發現的惟一辦法，但是它將不會是一種完全有效的辦法，除非是能把它擴大並伸展到一直是把它排斥在外的經濟領域裏面去。這一整個主題的根本材料，只能是從歷史研究中得到。一個世界國家假如建立了，是不是就會穩定?這個問題就是屬於有關組織的科學的一個問題，因此就是一個可以期待着歷史學來加以闡明的問題。要說(像是某些歷史學家所說的)凡是未曾發生過的事就永遠都不會發生--這就是一種謬誤的論證了。居魯士大帝在公元前6世紀建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遼闊帝國，並且由於建造了良好的道路系統而能夠把它凝合在一起。羅馬帝國還要大，它是由於有了更加良好的道路系統而成為可能的。顯然的是，飛機在遠比羅馬道路系統更高得多的程度上，在使得更大的國家成為可能這一點上，會起到同樣的作用。因此我們就有理由期待着它將促成新的政治形式的創立，並且特別是它會使得一個世界國家穩定，假如它能壟斷了空中權力的話。要創立一個世界國家是有着許多嚴重的障礙的，但是我並不認為如果它一旦存在的話，將會很難保持下去。怎樣以最佳的比例把紀律和自由結合在一起，這個問題是我們的時代所必須解決的問題；而且必須很快地解決，假如我們要避免無政府狀態和獨裁製這一對對立的危險的話。自從希臘的興起以來，在這上面就一直有一種搖擺，既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但是無窮無盡的蹺蹺板遊戲肯定不會是人類智力所能指向的最佳值。迄今為止所發生過的事情大致是這樣的：一個種族或民族在僵硬的傳統體系之中慢慢地在積累着被壓縮了的精力，那是終於要衝破它的束縛的；舊的習慣首先是在輿論的領域裏崩潰，然後則是在行為的領域裏。最偉大的創造時代，乃是輿論是自由的，而行為卻在某種範圍內仍然是舊習俗的那些時代。然而，終於是懷疑主義衝破了道德的禁忌，社會變成了無法維持的無政府主義，於是自由就被暴政所取代，而一種新的嚴厲的傳統就又逐漸地建立了起來。在希臘，荷馬的英雄們都有一種固定的行為範式，並且還有一套即使是破壞者也不會懷疑的道德法典。到伊士奇魯斯①古老的僵硬性多少是鬆弛了但仍然存在着，然而智者派都孕育了懷疑，於是攸里披底①就感到惶惑無主了。結果，在一個異常之輝煌的時代而後，便是一場普遍的淪喪，最先是道德上的，然後就是在他們的優越性的各個方面。嚴峻的羅馬人把羈軛加給了他們，然後又輪到羅馬人自己變得先是智慧了，然後就軟弱了。基督教要比以前的任何宗教都更嚴厲，它又創造出一種體系，在這一體系中群體的精力被馴化了，而個人卻僵化了。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基督教的紀律又崩潰了，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天才與個人主義的短暫時期，但不久就被西班牙人和宗教反改革運動所撲滅了。與此相似，浪漫主義運動導致我們今天的獨裁製。但是我們必須說，英語民族要比歐洲大陸的各個民族屈服於這些搖擺更少一些。要解決自由與紀律之間的這一兩難局面，我們就顯然地必須求之於一種妥協。我們不能讚許根本就不容許有個人成績的地盤那樣一種社會體系，也不能讚許過分的個人主義在其中使得整個社會體系都不能安定的那樣一種社會體系。有人會論證說，智力和道德之間有着一種根本性的對立，惟有愚昧和迷信才能使人善良，而一個知識上得到了解放的人就註定了是會完全自私的。不過，這是一種蒙昧主義的理論，它對於道德和智力都採取了一種錯誤的觀點。在對青年的教導中，當真正的道德和迷信的道德是無望地混淆在一起的時候，可能他們是很難把這兩者分開來的。假如你被教導說，發誓和偷竊是同樣的罪惡；那麼當你認定發誓是可以容許的時候，你就會下結論說偷竊也是無害的。真正的道德決不會是智力就可以推翻的那種東西，而智力也決不會必然就促成自私心。只有當大公無私是出於錯誤的理由而反覆加以灌輸時，情形才會是如此，並且又只有是在它的視野是受到限制的時候。在這方面，科學就是文化中的一個有用的因素了，因為它有着一種為智力所無從動搖的穩定性，並且它會產生一種非個人的心靈習慣，能使得人們去接受一種社會倫理而非一種個人的倫理，成為了自然而然的事。而歷史學對於無政府的個人主義以及對於一種死氣沉沉的傳統主義這兩者，或許都是一種更好的抗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