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字 號（七）

【解說】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北京城中許多王公貴戚、豪門望族都隨着慈禧、光緒逃往西安。由於倉皇，這些人甚至來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銀細軟，他們隨身攜帶的只有山西票號的存摺，一到山西，他們紛紛跑到票號兌換銀兩。山西票號在這次戰亂中損失慘重，它們設在北京的分號不但銀子被劫掠一空，甚至連帳薄也被付之一炬。沒有帳薄，山西商人就無從知道什麼人在票號里存過銀子，更無從知道儲戶到底存了多少銀子。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票號原本可以向京城來的儲戶言明自己的難處，等總號重新清理帳目之後再做安排，這樣的要求可以說合情合理。因為來取銀子的難民剛剛經歷過京城的兵災，很多人甚至是親眼目睹了票號被劫掠的情況。但是，日升昌沒有這麼做，以日升昌為首的所有山西票號都沒有這麼做。他們所做的是只要儲戶拿出存銀的摺子，不管銀兩數目多大，票號一律立刻兌現。山西票號這樣做，無疑是承擔了巨大的風險，面臨眾人的擠兌，再加上真假難辨，在這種局面下，票號經營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滅頂之災。日升昌和其它山西票號面臨危難之時所表現出的膽識讓人讚歎。他們不惜以不計後果的舉措向世人昭示了信義在票號業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義制利的古訓被晉商透徹地理解之後貫徹在實踐當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來山西票號擠兌銀兩的多是王公貴族，他們的行為屬迫不得已，是國難所致。不論時間長短，災難是會過去的。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經濟實力都不容忽視，為此從長遠看，票號冒一定的風險，有可能會給自己帶來更多更大的機會。以後的事實證明，日升昌的判斷是準確的。戰亂過後，當他們在北京的分號重新開業時，不但普通百姓紛紛將積蓄放心大膽地存入票號，甚至朝廷也將大筆的官銀交給票號匯兌、收存。日升昌為首的山西票號在擠兌風波中，以甘冒風險的代價換來了名利雙收。義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價值觀，“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而公之業益饒”，“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採訪】余秋雨學者當時非常講究這一點，如果缺少這種道義感的話，人們怎麼能夠相信，把我的錢交給山西票號，完全交給它，怎麼能夠相信。它又沒有國家力量做它的背景，它又不像現在我們想的，靠什麼樣的一個支撐，使我們可以完全依賴，它沒有。同時當時法律也不健全，我們又不可能通過打官司的方式，把它違反信用的地方，我們來請法律來保護我們。既不是朝廷和官場保護，又受不到法律保護，這樣的商人居然要做起異地兌換這樣的金融事業來的話，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信用。這個信用，山西商人居然建立了。它建立的和歐洲當時資本主義商業剛建立起來的情形有點不一樣，他們真是把儒家和農耕文明當中的那種誠信挪移過來，和商業文明組合在一起，所以有一種很好的成果。這一點我覺得，如果說第一度他們從農耕文明，轉向商業文明的時候的人格轉變，是一種背離性的，那麼這一種是組合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