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號染色體 政治(1)

科學的燃料是無知。科學就像一個飢餓的火爐，必須要從包圍着我們的無知森林中取來木柴餵給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稱做“知識”的開闊地擴展開來，但是，它擴展得越大，它的邊界就越長，越多的無知就出現在我們面前。在基因組被發現以前，我們不知道在每一個細胞的“心臟”里都有一個30億個字母長的文件，我們對它的內容一無所知。現在，當我們讀了這本書的一部分之後，我們就意識到了很多新的神秘現象。這一章的主題就是神秘。一個真正的科學家認為知識很沉悶；向無知——以前的發現揭示出來的新的神秘現象——開戰才會讓他來勁。森林比開闊地更有意思。在第20號染色體上有一個小“灌木叢”，它既迷人又惱人，比起哪個神秘現象來也不遜色。它已經造就了兩個諾貝爾獎，只不過是因為發現了它的存在，但它固執地抵抗着，不肯被砍伐下來成為空地。而且，就像是要提醒我們，具有神秘性的知識有一種習慣是要改變世界，在1996年的某一天，它成為了最具煽動性的政治問題之一。它與一個名叫PRP的小小基因有關。故事從羊開始。在18世紀的英國，一組企業家先驅給農業帶來了革命。在這些企業家中有萊切斯特郡的羅伯特·貝克維爾（RobertBakewell）。他的發現是：通過讓羊和牛有選擇地與自己的後代里最出色的那些來交配的方法，可以使人們喜歡的特點以更高的頻率出現，迅速改良品種。這種近親繁殖用到了羊身上，產生了生長快、肉肥、毛長的羊。但是，它有一個沒有預料到的副產品。薩佛克種的羊尤其明顯地在年老之後出現了精神錯亂的癥狀。它們撓自己、走路蹣跚、用一種奇怪的步子小跑，變得焦慮，似乎對抗群體生活。它們很快就死了。這種無法治癒的疾病叫做瘙癢症，它成了一個大問題，常常是每十隻母羊里就有一隻死於這個病。瘙癢症隨着薩佛克種的羊，在較小程度上也隨着其他品種的羊，來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它的病因仍然是個謎。它似乎不是遺傳的疾病，但是它也無法被追蹤到另外一個起因。在30年代，一位獸醫學研究者在試驗另外一種疾病的疫苗時，導致了瘙癢症在英國的一場大傳播。這個疫苗的一部分來自其他羊的腦子，儘管這些腦子已經用福爾馬林徹底消毒過了，它們仍然保留了部分傳播感染的能力。從那時開始，獸醫學家們就形成了一個“正統”的觀念，且不說這個觀點還是受了“蒙蔽”的：既然瘙癢症可以傳播，它肯定是由什麼微生物引起的。但是，什麼微生物呢？福爾馬林沒有殺死它。清潔劑、煮沸和用紫外光照射也殺不死它。這個微生物能夠通過連最小的病毒都能夠擋住的過濾器。它在受感染的動物體內不引起任何免疫反應，有些時候，從注入致病物到發病之間有很長的延遲——但是如果把帶病體直接注射入大腦，延遲就會短得多。瘙癢症築起了一道讓人摸不着頭腦的無知的牆，打敗了一代意志堅強的科學家。在相似癥狀出現在美國貂養殖場和落基山脈一些國家公園裏居住的野生麋和黑尾鹿時，它的神秘性反而更深了。如果在實驗室里把帶病體直接注射入體內，貂對於羊的瘙癢症是有抵抗力的。到了1962年，一位科學家又回到了遺傳的假說。他提出，也許瘙癢症既是遺傳病又是可以傳染的，這在那時還是一種沒有聽說過的組合。遺傳病多得是，由遺傳因素決定是否易受感染的傳染病也很多——霍亂現在是一個經典的例子了——但是一個有傳染性的“顆粒”能夠通過某種方式在生殖細胞里旅行，這種說法似乎違反所有的生物學定律。這位科學家——詹姆斯·帕里（JamesParry）——堅定不移。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一位美國科學家——比爾·哈德洛（BillHadlow）——在倫敦維爾康姆醫學博物館看到了被瘙癢症困擾的病羊那些受了損害的大腦的圖片。他被這些圖片與他以前在另外一個非常不同的地方所見的圖片之間的相似而震動了。瘙癢症馬上就要變得跟人類更加有關了。另外那個地方是巴布亞新幾內亞，在那裏有一種可怕的、讓人喪失能力的大腦疾病，名字叫做酷魯（Kuru），它在一個名叫佛爾的部落里已經打倒了大批的人，尤其是婦女。一開始，她們的腿開始晃晃悠悠，然後，她們的整個身體開始搖晃，她們說話開始吐字不清，她們突然會出人預料地大笑起來。在一年之內，因為大腦逐漸從內向外瓦解，病人也就死了。到了50年代末期，酷魯已經是佛爾婦女死亡的主要原因了。它殺死了如此之多的婦女，使得在部落里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成了三比一。兒童也得上了這種病，但是相比之下成年男性得病的很少。後來證明這是一個關鍵的線索。在1957年，兩個在那個地區工作的西方醫生，文森特·齊嘎斯（VincentZigas）和卡爾頓·蓋達塞克（CarltonGajdusek）【齊嘎斯，澳大利亞生物學家；蓋達塞克，美國生物學家，1976年獲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譯者注】很快意識到了在發生什麼。當有人死了的時候，屍體被部落里的婦女以固定儀式肢解，作為葬禮儀式的一部分，而且據傳還會被吃掉。葬禮上的吃人習俗已經快要被政府剷除掉了，它已經有了足夠的惡名，很少有人願意公開談論。這使得有些人懷疑它是否真的在過去發生過。佛爾人用斷續、嗑巴的英語描述1960年前的葬禮是“切開、煮、吃”，但是，蓋達塞克和其他人搜集了足夠多的證人的敘述，使得人們不再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在撒謊。一般情況下婦女和兒童吃內臟和腦子，男人吃肌肉。這立刻就為酷魯病的發生提示了一個解釋。它在婦女和兒童中最常見，它出現在死者的親屬里——但是在姻親和血親里都出現。在吃人的習俗被定為不合法之後，發病年齡穩定地提高了。說得具體一些，蓋達塞克的學生羅伯特·克里茨曼（RobertKlitzman）查出了三群死亡者，每一群死者都在40年代和50年代參加過因酷魯病而死的人的葬禮。例如，在1954年有一個為一位名叫尼諾的婦女舉行的葬禮，參加葬禮的15名親戚中有12名後來死於酷魯。那三個沒有死於酷魯的人一個是在很年輕時就死於其他原因了，一個是因為她與死者嫁給了同一個男子，所以傳統上禁止她參與吃屍體的行為，一個是事後聲稱她只吃了一隻手。當比爾·哈德洛看到被酷魯病折磨的人腦與被瘙癢症折磨的羊腦之間的相似性時，他立刻給在新幾內亞的蓋達塞克寫了信。蓋達塞克跟蹤了這個線索。如果酷魯病是瘙癢症的一種，那麼就應該可以通過直接往腦子裏注射的辦法把它由人傳給動物。在1962年，他的同事喬·吉布斯（JoeGibbs）開始了一長串的實驗，試圖用佛爾部落死人的腦子使猩猩和猴子感染上酷魯病（這樣的實驗在今天是否會被認為是符合倫理的，不在本書討論範圍之內）。頭兩隻猩猩在接受了注射之後的兩年之內得了病，死了。它們的癥狀很像那些酷魯病人的癥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