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達姆 伊拉克民眾選擇了什麼（下）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駐耶路撒冷記者則分析了美英為何盼不來伊拉克民眾“起義”的三大原因：一是薩達姆地位穩固，使伊民眾相信他此次也不可能失敗，誰要起義無異於白白送死；二是伊拉克人保家衛國意識高漲；三是有前車之鑒，在上世紀90年代的海灣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鼓動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起義，但什葉派穆斯林起義不久，多國部隊就撤出了海灣地區，致使起義被薩達姆鎮壓，什葉派穆斯林數千人喪生。這篇報道進而分析說，如果美英聯軍的“倒薩”行動進展順利，則誘發伊民眾起義的可能性較大；相反，如果聯軍不能迅速拿下薩達姆或至少確定他的行蹤，那麼即使攻克了巴格達，鑒於他在伊拉克長達三十多年的影響力和威懾力，民眾起義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上述報道有助於我們更加客觀地認識伊拉克民眾的選擇。不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的選擇都應該得到尊重，至少他們“已經或正在做出選擇”這個事實本身應該得到尊重，所以我絲毫不懷疑反美者列舉的種種有關“伊拉克民眾的選擇”的事實，但我們不應該對這些事實背後的是非曲直視而不見。一些伊拉克老百姓沒有選擇起義，而是選擇了保衛薩達姆，是因為他們此前已經選擇了薩達姆政權，這個政權建立了空前強大而嚴密的獨裁製度，從物質上、**上、精神上對民眾進行全方位的控制，在民眾心靈深處成功地植入了對薩達姆及其政權的恐懼、迷信、依賴與忠誠，這樣，民眾在大敵當前選擇與薩達姆政權站在一起，就可以視為他們此前所做出的選擇的自然延續。選擇有主動的，也有被動的，有明智的，也有盲目的，選擇一旦做出，就成了一種無法否認的存在，但我們不能說凡是存在的都一定是合理的，也不能說凡是民眾的選擇都的最優的、最可靠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從約旦回國參加抗戰的伊拉克人“不是去保衛薩達姆，而是去保衛伊拉克”，他們將作為一個獨裁者的薩達姆與作為一個國家的伊拉克進行了有效區分，可以預料，他們一旦確信，美英聯軍發動戰爭威脅的只是薩達姆及其政權，而不是伊拉克國家和人民，或者他們很快注意到，美英聯軍的軍事打擊不可避免地對伊拉克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傷害，只是因為國家和人民被薩達姆及其政權緊緊地綁在自己的戰車上，那麼，他們參加抗戰的積極性就很有可能大打折扣。順便澄清一下，拙文《“戰時恐怖主義”》發表后，受到了不少讀者和朋友的批評。很多人認為我是站在賣國的立場上，主張伊拉克人民放棄抗敵，乖乖投降。還有朋友認為，恐怖主義是在和平時期、針對和平居民而言的，美英聯軍入侵伊拉克，在伊拉克人眼中就是敵國的軍隊，而不是和平居民，戰爭中的一切危險對於敵國的軍隊來說都是正常的，不能把他們定義為恐怖主義的目標。其實我提出“戰時恐怖主義”的概念，意思不過是說，伊拉克老百姓抗擊美英聯軍的行為，肯定有一部分是被薩達姆脅迫所致；我也沒有把美英聯軍定義為薩達姆“戰時恐怖主義”的目標，因為薩達姆的“戰時恐怖主義”針對的是自己國家的那些被組織起來充當“活盾牌”的老百姓。獨裁者個人的利益不能等同於人民的利益，獨裁政權的利益也不能等同於國家的利益，獨裁者就是要把國家和人民都綁架在自己的戰車上。一部分伊拉克民眾有了這個覺悟，他們很清楚自己的抗戰是為了保衛伊拉克，或者是在保衛伊拉克的時候“附帶”着保衛薩達姆；另一部分伊拉克民眾還沒有這個覺悟，他們認為抗戰首先是要保衛薩達姆。中國清代大思想家顧炎武說過：“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卷十三《正始》）顧炎武區分了“亡國”與“亡天下”，今天一些伊拉克人區分了“保衛薩達姆”與“保衛伊拉克”，如果由低到高進行排列，我們大概可以從“亡人（獨裁者）”、“亡（獨裁）政權”、“亡（執政）黨”、“亡國”、“亡天下（民族、宗教、文化、文明）”五個層次上進行區分。伊拉克民眾如果都能明白這些道理（比如前引伊拉克青年海尼的話表明，他回國抗戰是為了保衛國家，而與薩達姆個人、薩達姆政權和伊斯蘭教無關），他們就會知道，美英軍事行動的目的是“倒薩”，一個薩達姆的“亡人”，甚而薩達姆政權或復興社會黨的倒台，並不意味着伊拉克國家和伊斯蘭文化的覆滅。除非伊拉克民眾把薩達姆供奉成集政權、政黨、國家和文化於一身的聖人，否則，真不知他們中一些人誓死保衛薩達姆的決心還能堅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