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恆 誰給中國人民“打飛機”（下）

如小說中拆遷公司在張大民的妹妹剛死，“骨灰還燙手呢”的時候，就將合同中承諾給張家的三居室變成兩居室，張大民先是舉着菜刀威脅，但很快就被拆遷人員像拍死一隻蒼蠅那樣摁倒在地，他“殺豬一樣”嚎叫着哀告“求求你們啦，大叔大爺祖宗哎，可憐可憐我們吧……”也不管用，反而被當成“害群之馬和胡攪蠻纏的人”，身心遭受極大的羞辱，“被行政拘留，給關到黑糊糊的鐵籠子裏去了”。而在電視劇中，張大民將拆遷人員追打得屁滾尿流，事後人家拆遷公司大人不計小人過，仍然給他家分了套三居室，令其如願以償，心滿意足。又比如在小說結尾，張大民一家爬到香山頂上討論人活着的“意思”（張大民的老婆和兒子坐纜車上山，張大民背着他的母親從林間石道上山）；而在電視劇中，為了體味真正的幸福，明白“只要沒人槍斃你，你就活着”的真諦，張大民和老婆、兒子三人不過是爬到屋頂上放飛了一隻鴿子，比爬香山省力、省錢十倍都不止……普通小工人、卑微小市民張大民的狼狽、窩囊得一塌糊塗的苦難生活，卻被作家劉恆同志美化成“幸福生活”；在小說中已經被美化得有些可笑的“幸福生活”，在電視劇中幾乎就要被劉恆同志大膽提升到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的初級階段”的美好境界。這到底是為什麼？劉恆同志等同志是在睜着眼睛說瞎話，還是在別有用心地弄拙成“巧”？是為了弘揚主旋律而炮製遵命文字，還是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故“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當然，對“幸福”的理解不同，對“幸福生活”的界定也會不同。有娛記在報上為劉恆的“幸福生活”觀辯護說：“幸福其實是一種心態，高樓中的白領可能還不如馬路上撿紙的老太太幸福。”劉恆自己則說得更形象：“逛商業街最大的不幸福是什麼？不是沒錢，也不是丟錢，是憋了尿找不着廁所。一旦找着了，進去了，嘩，你眼裏和心裏還有別的幸福么？……幸福就在身邊，甚至就在身上，還瞎找什麼呢？該哭了哭，該笑了笑，自己跟自己扯平完了，（就幸福了）。”（《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自序》，華藝出版社1999年）一番話大俗而至大雅，令人回味無窮。原來張大民娶了漂亮賢慧的媳婦，調到噴漆車間每月多掙34塊錢，私建成一間床上“長”棵歪脖子樹的小屋，兒子比“天才”還聰明，等等，無疑都是讓人賞心悅目的美事，該笑了笑，幸福得簡直要山呼“萬歲”；而他打小失去父親，守寡多年的母親患上老年痴呆症，妹妹因白血病去世，弟弟戴綠帽子，為建那間小屋被人打得頭破血流，副段長沒當上卻突然被通知下崗，等等等等，儘管確實都是些讓人撮火撓頭的煩心事，但該哭了哭，哭了之後猛然意識到自己還活着，還沒有被人槍斃，於是渾身蕩漾着潮水一般的幸福，“幸福遠乎哉我欲幸福斯幸福至矣”！如果說幸福是一種心態、一種感覺，那麼吸毒也是一種幸福，因為吸毒時產生的幻覺是一種美妙無比的感覺，比如古三，儘管在別人看來他已經墮落得豬狗不如，但他本人在心態上、在感覺上一定是幸福無比的。如果說幸福就在身邊，甚至就在身上，就體現在有尿就撒、有屁就放上，那麼我們不得不承認，與撒尿、放屁同屬排泄行為的**，也是一種基於身體刺激而產生的真實無虛的幸福。電視劇中，張大民帶妹夫李木勺去醫院治不育症，李木勺在廁所里**半天，終於成功地弄出了一些精液；而在小說中，李木勺一開始怎麼弄都不行，“滿頭大汗，眼神都絕望了”，張大民只好到街上買了本電影雜誌，封面上有個“看着還順眼”的女明星，回到廁所“把她從隔斷下邊送進去”，在女明星的幫助下，李的**方告成功。據說在一些地方的色情場所，有一種叫做“打飛機”的性服務，就是女人替男人**（參見潘綏銘《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85頁）。小說中李木勺的這番頗為不易的“幸福生活”，在原理上與色情場所的“打飛機”如出一轍……說電視劇中的人物比小說中輕鬆幸福，這也是一個生動的例子。用不着張大民買本女明星雜誌給李木勺“打飛機”，李最終也實現了排泄的幸福，這種看似不經意的情節安排，大約足以證明劉恆比寫小說時又進了一步，要以給廣大中國電視觀眾“打飛機”為己任了。長期以來，以勤勞、質樸、忍辱負重著稱於世的中國人民，對人對己、對環境對社會的期望值很低，靠着某些**式的生活技巧和生存智慧，過着吸毒快感一般的幸福生活；現在，有了電視劇《雍正王朝》、《還珠格格》、《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之類雅俗共賞的大眾文化產品給我們“打飛機”，中國人民更是鼓足幹勁，堅定信心，一定能夠開創出一種麻木不仁然而快樂無比的幸福生活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