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裏沒有當初我的夢想

1997年，我離開生活戰鬥六年之久的石家莊，來到北京，開始了職場漂泊。當時心中是很興奮的，那種既衝破牢籠又投入熔爐的感覺。進駐北京后的一段日子新鮮而刺激，乾的活經常能傳誦一時，口袋裏的錢經常是厚厚的一摞，同飯局的吃貨經常是名動天下的大佬，真的是既有裡子又有面子。但是，但是，缺了什麼呢？在那三年多的時間裏，換了四五處住所，從地下室到合租戶，也借宿過別人的辦公室，必須在別人上班前離開及人家下班后潛入。這些並沒什麼值得誇耀的，但一個人扛着自己的小包從一個地方轉到另一個地方，委實可憐，經常感到是個不完整的自己，像玩具風箏在空中飄來飄去。為什麼會有這種心裏沒底兒的感覺呢？像我這樣的普通人，沒有陳寅恪先生那樣照相機般的記憶力，在讀書的過程中，早已將一些思想、記憶、感覺甚至自我轉移到了書內，好讓腦子不致那麼擁擠。那些讀過的書也已經成為大腦溝回的延伸、小件行李寄存處、謀生手段的一部分。這時的我，已不單純是一具身高一米七十體重六十六公斤的**，把那些讀過的書、寫過的字都算進來，才是整個的我。但那一部分，卻被丟在了石家莊家裏的書架上。當那些書不在你身邊，不能讓你隨時掰開引證一番時，你的思想是不完整的，記憶是不完整的，靈魂是不完整的，自己也是不完整的。於是那段北漂的日子裏，我經常急得一腦門汗，把手伸出去，也是沒抓沒撓的。有人能身作浮雲常傍日，有人能處處無家處處家，有人能將異鄉當作故鄉，有人能將流放當作遠航，但我，卻連那一堆書都離不開。朋友，在我死後，如果是你來處理我的遺像，一定記着，除了這張肉包骨頭的臉，還要把我身後的那個書架也取進畫框。用抽屜鎖住自己的秘密在喜愛的書上留下批語信投進信箱，默默地站一會兒風中打量着行人，毫無顧忌留意着霓虹燈閃爍的櫥窗電話間裏投進一枚硬幣向橋下釣魚的老頭要支香煙河上的輪船拉響了空曠的汽笛在劇場門口幽暗的穿衣鏡前透過煙霧凝視着自己當窗帘隔絕了星海的喧囂燈下翻開褪色的照片和字跡這首詩名叫《日子》，作者北島，描募的正是我最願意過的一種生活。當我一往無前地扎到北京懷抱里的時候，卻完全沒有想到，事實上自己就是在遠離那樣的狀態。如今流行用許多指數來量化一些東西，如恩格爾指數、GDP什麼的，我不知道有沒有一個指數來統計這樣一個時間比重——在你一天醒着的時間裏，有多少是為了溫飽而奔波？姑且稱為“溫時指數”吧，我相信這是衡量一個人或一個城市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北京無疑是全中國“溫時指數”最高的城市。在北京，每天醒着的時間至少有十三個小時——這首先是一個必須要保證的時間數，其中大約有三個小時需要耗在路上，交通問題是北京最可詛咒的地方；大約有三個小時需要安排各種飯局，飯店老闆是北京最可羨慕的職業；大約需要跑三個地方來辦各種事兒，這裏凈是些沒多大必要但你又不得不辦的事兒；大約能接到三個能掙錢的訂單，最好一個也別推掉，因為打車吃飯租房喝酒買書看演出都需要錢，別人還羨慕你有這麼多掙錢的機會呢；白天跑完了，晚上需要坐在電腦前處理接到的那些訂單；一天跑完了，臨睡前躺在床上，還需要拿出三分鐘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和要走的路設計好……坐在馬桶上的時間大約是十三分鐘，因為這是一天中惟一可以看會兒書的時間；偶爾有點兒閑空，會拿出三秒種的時間同情一下自己，看我像一個螞蟻一樣在骨灰盒般的高樓大廈中穿梭，這裏居不易。北京不是我想像的黃金天堂，都市裏沒有當初我的夢想。但我還是來到了北京，然後繼續懷疑這樣的生活。陳寅恪總結王國維的自殺，說是因為他已經被那種文化所化，我也已經被北京文化所化吧。我為自己抵抗不住這種選擇而沮喪。也許，我根本就不是一個堅定的人。如果不是二十八歲那麼年輕，我大概就不會選擇漂泊北京了。石家莊那樣的中等城市，待着好舒服啊，“溫時指數”好低啊。在那裏，我發明了許多睡覺的方式，如“頭碰頭”，即從晚上十一點睡到第二天上午十一點，或“頭蓋頭”，可以從凌晨兩點睡到第二天下午四點，直到睡得睡不着為止；興之所至下，我可以半夜從床上爬起來，溜達到朋友家裏找他聊會兒天（那個城市出租車的起步價是五元，兩公里，我所需要的路程多在這個裏程之內）；在那裏生活實在不需要許多錢的，哥幾個去吃次火鍋，飽得直哼哼，算下賬來，七個人花了六十元，我那套兩室一廳的房子交給單位不到六千元就算自己的了……在那樣的一個城市裏，每天只需拿出幾個小時應付一下就可以滿足自己的溫飽，剩下的時間和空間全是自己的：用各種姿勢躺在床上看書，跑遍整座城市去尋覓一張影碟，打麻將和拖拉機的戰士更是隨叫隨到……我們往往是抱着學以致用的態度來看書，在悠閑的地方讀書，再去忙碌的城市裏施展，被那裏吸干你的精血后，然後無聊地老去。我就是這樣甘心把自己交給了一個吸血鬼。像我比較佩服的兩個人，李皖（27）和三七。李皖在武漢，當年的一幫媒體精英紛紛到了北京或廣州或外國，做成了一些看起來很大的成就，李皖還守望在武漢。這幾年過去后，大家升官發財泡妞離婚買車買房，李皖卻做成了許多事兒。幾個當年的酒友聊起故事，比較一致的結論是，也只有武漢那種寂寞平靜的生活，才能讓李皖修鍊成那樣。當然，不成就什麼事業也行，就像三七那樣，請允許我抄錄一段寫他的舊文：我們在這世上活一遭，總是需要些證明的，有人用學問，有人用才氣，有人用金錢，有人用不金錢，有人用某種級別，有人用某個類別，有人用發表的若干萬字，有人用**勃起的若干分鐘。但有一種人，活得很沉默，很市井，很沒勁。因為他實在懶得跟別人說些什麼。因為他實在不需要什麼身份來裝點門面。因為他實在是提不起什麼勁來跟這世界較真。也只有在石家莊那樣的城市，才能包容三七這樣的活法。而在北京，哪怕你的不作為，都像是在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