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莎行
大學畢業后,我被分回老家去,割捨不斷的麻將情誼讓我和幾個大學同學像走親戚一樣經常來往。一般的情景是這樣的,我坐火車到北京,北京站(那時還沒有建成北京西站這坨豆腐渣工程)人頭攢動的出站口會站着三個或四個神情肅穆的人,其中一人拎着一個跟公文包似的麻將盒,內裝一百三十六張被摸得滾瓜爛熟的麻將牌和兩粒晶瑩剔透的色子,等我出來,二話不說,坐公共汽車(那時北京很少見到出租車,並且也坐不起,更甭提私家車了)趕到和平里某人的集體宿舍處,麻至三巡,一個突然顧念到友誼的人會抬頭問我:“老六,這次在北京呆幾天?”我也抬起頭:“哎吆,你臉上怎麼裹紗布了?”“唉,前兩天喝多了酒摔的。”一夜無話。小強打得興起,便想賴掉與新交女友的約會,抽空到公用電話處打個電話,用憂急如焚的口吻說:“小紅啊,我的同學喝多了,正在醫院打吊針呢,我得伺候他,你看……”姑娘被這個義薄雲天的男人深深感動了,完全諒解了他的爽約,還口氣纏綿地表達了對他的敬仰。那真是一個細心又善良的姑娘,半年後他們的好事兒成了,我趕到北京賀喜,她還勸我們少喝些酒:“別跟那次似的,喝到醫院裏去。”“醫院?”我對這一忠告嗤之以鼻,“我的酒量怎麼可能進醫院?告訴你吧,從青春期到更年期,我就從來沒有跟醫院發生過任何關係!”一片烏雲在我的眼前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