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個螞蚱一盤菜

遠遠地，我看見綠樹掩映中一幢幢土紅色的建築。直覺告訴我，前面就是交大。我不自覺地抓緊背包帶，覺得自己像個傘兵，將要跳出機艙，投往未知的野地。老實說，我第一眼看見大學校門的時候，一點兒也不感到欣喜，儘管這校門長得很幽默，用一位老師的話來說，像只拖鞋，還是地攤上五元錢就可以買三雙那種，當時我沒有情緒幽默，只琢磨着自己將要跨進陌生的圍牆，會在圍牆裏苦寂，還是盡情地呼吸裏面的新鮮空氣?這是個未知的問題。身邊的榔頭自言自語道：“這就是交大么？”

汽車駛入學校的時候，烈日已經當頭。我甚至不想走出車門，怕在太陽底下被蒸發了。費盡周折，終於找到新生接待點，感覺就像摸進了《清明上河圖》。最明顯的證據，是“歡迎交大新同學”的標語下面，分明有個阿姨在賣汽水。在大大小小的攤點前，男生們扯着脖子喊：“××學院咯，快來報到咯，包紅又包甜咯。”我拿出錄取通知書，很快找到人文學院的接待點，但是不敢上前相認，因為通知書上明明寫着“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公共事業管理系”，而人文學院的小黑板上並沒有寫着這個專業。原本就耐不住炎熱的我這時更加緊張，大滴大滴的汗水從腦門灑下來，人瞬間縮小了一圈。正在猶豫的時候，一個男生湊過來問：“同學，是不是人文學院的新生？”我點點頭，但又有些猶豫，於是對他說：“黑板上沒有我的專業。”來者看了看我的錄取通知書，馬上笑了：“噢，事情是這樣的。你的專業是文化藝術事業管理——公共管理的分支。看見沒有，黑板上寫着的。我恰好是你的嫡系師兄，叫傅強。走，我帶你辦手續去。”就這樣，我不明不白地混進了交大文化界，原以為畢業以後應該到城建局工作，誰知被師兄兩句話就拉到了文化第一線。

我先領到生活必需品，然後在姨父、表哥的護送下，又奔襲一千米，才摸進宿舍。宿舍門是敞開着的，有位同學在我之前安頓下來了。此人白白胖胖的，戴副眼鏡，鼓鼓的鼻樑讓人最先想到的是陳佩斯。沒等我好好看看新家，他就熱情地迎上來：“你好，請問你是……”

“你好，我叫雪鋒，來自雲南，三號床。”“噢，我叫唐文，是咱們班的團支書兼臨時聯絡員。你有麻煩的話，切記千萬一定必須要找我。”我點點頭，心裏琢磨着會不會和陳佩斯的親戚住一個屋。這時唐文和家裏人講着我聽不懂的上海話出去了。如果沒記錯，唐文是我上大學遇到的第一位同學。多年以後，我仍然不會忘卻進宿舍的場景，我肯定地記得當時唐文穿的是小跑褲，他跟我問好時，他媽媽站在左邊，爸爸站在右邊，一家人和藹的笑容讓我感到親切，讓我覺得校園並不像上海市區那樣陌生。

收拾的時候，又一位室友在家長的簇擁下進來了。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小馬，原名馬關鵬，叫起來彆扭，大家就叫他小馬，英文名“Pony”，屬於直譯。初看小馬黑黑瘦瘦，兩眼有些獃滯，外加掛蚊帳的時候總被他媽媽抱怨，我就悄悄在心裏念叨：“唉——這孩子!”但我萬萬沒有想到，這人冰雪聰明，日後竟是文管系的第一名，兼任我的英語老師。雖然我最先做他的結他老師，但考慮到玩結他不如講洋文實惠，於是他說：“算了吧，我不學結他了，我來教你英語。”我掙扎一年後，最終被招安了。這兩天小馬和馬太一起為GRE考試辛苦地背單詞，背着背着卻好似長胖了。我徵求他的意見，問他的外貌怎麼寫，他說：“你隨便寫吧，反正我天生麗質，是經得起錘鍊的。”話說到這份兒上，我自然不敢草率下筆了，只能細心觀察小馬的容貌，想找一找閃光點。我開始時時注視小馬，看他睡覺，看他刷牙，看他罵街。不過，在某些場景下，小馬拒絕我靠近，比如他數錢的時候，我只能遠遠地站着，悄悄地觀察，像個偷窺狂。這樣過了多日，我埋怨小馬：“你再不帥一點，索性就衰一點，好讓我的筆頭走得暢快些。”他說：“你要保持耐心，善於觀察。”失望之前，我突然發現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小馬竟是如此地帥，那就是從側面仰視他。我把這個驚喜告訴他，他只是淡淡一笑：“有的人平視就夠了，有的人必須仰視。”我問他怎麼不踩着高蹺過日子，這樣可以多收到幾封情書。

最後進來的人拖着個碩大無比的箱子。箱之大不好形容，反正足夠把宿舍的其餘三人裝進去那種容量。但我看舞弄箱子的人足有一米八零的個子，白白瘦瘦的，不像作案那種，心裏也踏實許多。來者發現宿舍里人氣較旺，索性在進門的時候就對着裏面鞠了一個躬：“大家好，我叫曾小明，來自遼寧鞍山。”後來，這位仁兄經過一番奮鬥，奪得過“交大最佳辯手”的稱號，再後來，他從學生會主席的位子上退下來，每天坐在電腦前頤養天年。幾年來，我和曾小明達成的最大共識，是在生物鐘的問題上——每天凌晨一點左右，上海交大閔行校區東區三幢306室必定有兩個人坐在電腦前忙碌着什麼。若以方向論，南邊是曾小明，北邊是我；以方位論，左邊是他，右邊是我；以附近的建築為參照物，靠近女生樓的是他，稍遠一點的是我；用耳朵分辨，打字快的是他，慢的是我；看影子分辨，高的是他，矮的是我；以氣味分辨，腳氣是他，煙味是我；用感覺分辨，細膩是他，粗糙是我；提問題分辨，嚴肅是他，認真是我。

說到此，新家的成員來齊了，如果不出意外，大家會在同一間屋裏住滿四年。所以，我把這裏看作是家。

當晚，睡在了交大。天氣依然熱得厲害，總是躺兩三個鐘頭就要跑去衛生間沖涼。我夢見宿舍里放滿了水，一直放到桌子那麼高，只留着上半身呼吸和舉啞鈴。

第二天天剛亮，有人來敲門。來者有威武的眉毛，一把絡腮鬍子，像個家長。我問：“叔叔，您找誰？”他很尷尬地咧咧嘴：“我是住你們隔壁的蔣進，老家是江蘇武進。我們屋邀請你們過去認識認識。”原來隔壁的人這麼熱情，大家應邀而往。

隔壁也住着四個人。

其一是蔣進。方才我們已經提過他的外貌特徵，以後的文章中還會陸續提到他壯實的肌肉，在此我就不重複勞動了。值得大書一筆的是蔣進的飲食：他分外地愛好蔬菜，尤其是綠色植物。每次進食堂，可以不吃肉，也可以不沾一粒米，但是必須有菜葉子，而且那些被常人誤認為根本不能提供能量的食物，卻讓蔣進長就了一副好身體。我們奇怪，問他為何如此，他說他也不清楚，只是隱隱地感覺到身體需要。得到這個答案，我們又懷疑蔣進體內具有部分光合作用的功能，只是皮膚長成黃色，必須不斷從外界攝取葉綠素來維持生長。總而言之，蔣進是非常老實的人，可以託付他做一切事情，只是進餐館千萬別讓他點菜，否則你就等着菜葉子伺候吧。

另一位叫任宇，長得眉清目秀，號稱人見人愛。他有兩句口頭禪，一句是：“不會吧!”一天他與女朋友散步，朋友誇其女朋友漂亮，他隨口而出：“不會吧!”結果被粉拳暴打一頓，橫於街頭。另一句是：“拿話筒來!”只因他是音樂愛好者，動不動會扯開嗓子喊幾句。然而，滿足一段音樂的要素有四條——長短，強弱，音色，音高。就任宇的聲音來說，基本能滿足前三條，只是滿足最後一條顯得比較牽強。因此，我把他的歌聲定義為樂音，也就是音樂里有待進一步組合處理的元素，而不是真正的旋律。但是人這種動物往往很神奇，當任宇手中握有話筒時，他又能把歌曲演繹得起伏得當，似乎是真正的旋律了。不過，任宇手握話筒的情況還可以細分為三種：一種是卡拉OK廳里，一種是班級聯歡會上，一種是小便的時候。

還有一位叫劉碩，也有着粗黑的眉毛，再加上那把濃密的胡茬子，會讓人懷疑，如果他連續三天在清晨沒找到刮鬍刀，就會變成薩達姆，一個星期沒找到的話，絕對是馬克思或者太上老君。昨天晚上隔壁宿舍排座次，劉碩年齡最大，贏得了“老大”的稱號。其實他並沒有我大，可惜評選的時候我不在，導致幾年來都要違心地稱呼他：“大哥!”他經常安慰我說：“先到為君，後到為臣，認命吧!”我看自己的鬍子沒他那麼長，由此也不敢表達心中憤懣，整天為此事鬱鬱寡歡。這種狀況持續到大四，我終於找到一個放下心事的理由。因為有一天我在《詩經》中偶然看到一篇曾經很熟悉的小詩。詩是這樣寫的：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我想，碩鼠碩鼠，不就是大老鼠嗎？劉碩的意思也就是劉大咯!多年來我叫他老大也只是稱呼他的原名，根本不存在什麼輩分問題。想到此處，心中一陣暢快。

最後一位出場的，是來自北京的選手李兵，他體重係數，轉體兩周半就可以變出個笑話來。往後的日子裏，我從這位兄台嘴邊學到不少京味十足的語言技巧，比如：“你丫是不是人？”“這飯倍兒香!”但我學到手的只是皮毛，並不是李兵運用語言的天賦——天賦是學不來的。他嘴裏經常冒出一些名言，針對特定的事情既有概括性，又能上升到哲學高度。比如我曾經窮得丁當響，李兵安慰我說：“有條件的人追求快感，沒條件的人追求真理。”一句話講得我暖洋洋的，誤以為自己真的在追求真理。再比如，隔壁班有位音樂發燒友，有空喜歡跟人吹把散牛，吹的內容無外乎某張CD如何地好，某張CD如何地壞，這些簡單的話題往往又被他扯到某唱片公司的錄音師不夠專業，錄音的時候喜歡吃根香蕉之類的。李兵為了保護大家的耳膜，就勸導發燒友：“音樂不是CD的簡單累加。”從此，該發燒友苦練樂器，最終成為交大貝斯手的一代宗師。

八個人在屋裏寒暄的時候，忽然有人用生硬的普通話在門口喊：“大家好，我來晚了。”我們痴痴地看着來者，見他手裏提着黨衛軍式的摩托車安全帽，勻稱的身材，細細的眼睛，絕對不像中土人士。蔣進從人群里鑽出來，挽着來者的胳膊說：“大家認識一下，這是來自日本的森一郎同學。以後我們在一個班。”大伙兒熱情地向森一郎打招呼，對他充滿了無限的興趣，並七嘴八舌地問問題，一時間搞得他有些混亂。

“森一郎同學，你為什麼叫一郎呢？”

“因為我在家裏是老大。”

“拚命三郎就是老三咯。”

“對啊。”

“那山本五十六是怎麼回事呢？你能解釋一下嗎？”

說起這個森一郎，他上過報紙，上過交大的舞台，平時忙着打工，很少在教室露面，由於缺課太多，大三結束的時候不幸接到了留級通知。原本，他鐵定心要留中國的，多讀一年書也只是增加些文化素養，可惜同來的卻不能同去，算一種遺憾。森一郎留級以後，我們經常小聚。同學們之所以喜歡和森一郎在一起，很大程度是因為他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話——平時有什麼笑料，其餘人會立刻大笑，但由於語言障礙，森一郎必須把漢語逐字地輸入大腦，再轉化成帶有幽默色彩的腦電波，此過程往往比正常的中國人滯后兩秒，此時，眾人的笑聲已經停止，森一郎一個人開始開懷大笑，嘴巴張得像鯉魚；等他樂得差不多了，大家又被他那滯后性幽默惹得笑起來，也就是說，有森一郎在，一個笑話可以笑三次。

雖然是日本人，森一郎在本質上卻很樸素。比如說，他抽煙的時候酷得像個牛仔，我們都叫他“牛仔酷”。他對這個稱號頗有微辭，不時地教導我們：“你們不能光注意別人外表，你們要感受那種發自內在的酷。”我們聽了他的教誨，十分慚愧，於是改稱他為“內酷”。他還是不滿意這個稱謂，罵我們是“只關心穿着打扮的庸俗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