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邊的外星人

張生是忙人，我是粗人。一天中午，上課鈴已經響過了，我匆匆地往樓上趕，到三樓的時候碰見張生。他問：“我們在哪裏上課？”我說我不清楚，一起到四樓看看吧。兩人相互攙扶着跑到403。一看，怪了，滿滿一教室的陌生人望着我們；再下一樓，到了303，裏面空空蕩蕩的；最後找到203，二人算是歸隊了，他上他的講台，我回我的課桌椅。每每想起這事我會感到一種榮譽，想像張生是哥們兒，和我一起逃課回來。

我們大部分人過了追星的年齡，世界觀中早就淡化了“偶像”的概念。但是有一天，我們在一樓上英語課的時候，有個走神的女生突然喊起來：“張生!快看張生。”眾人的頭齊刷刷地轉過去，像**前的儀仗隊分列式。隔着窗戶，我們看見張生肩挎書包，急匆匆地往圖書館的方向趕，背稍微有點駝，可能昨天趕稿子趕得太晚了。這時，張生也發現了分列式，對我們咧嘴一笑，露出整齊的白牙，同時還揮一揮手：“同志們辛苦了。”

“為人民服務!”分列式也笑了。

教我們英語的任老師鼓起大眼睛，對全班的集體走神有些生氣，考慮到張生的面子，又不好從正面發火，只能拐彎抹角地嘮叨：“你們語法基礎太差，詞彙量又小，尤其是主觀上不重視英語。想當年，我在美國的時候……”

傳說張師母是個美女，他倆一起上過《青年文摘》的封面。我不懂女人的美，但可以想像出，張生的幽默足以侍候得師母開心終日。我一向認為，從心底里叫他一聲“文化人”是不為過的。從古至今，侍苦不侍笑似乎是一個正統文人的特質，如果你深懷憂患，悲至骨髓，把讀者感染得生不如死，那麼你有可能會成為大師；如果你的文章只以逗樂為主，缺乏激憤和淚水，那你充其量算個痞子寫手——這是不是中國文化里所謂的悲劇情節，敗者英雄，成者奸雄？我翻爛了《美學原理》，唯一能肯定的是，笑也是龐大的美學分支。有個哲人不是喊過：“生活可以沒有一切，但不能缺少幽默。”我同意之，由此也更喜歡廣告課，更喜歡見到張生。

其實，我們對張生的了解也只是一鱗半爪。我在圖書館翻閱雜誌的時候，偶爾會看到張生的文章。某天看文學評論，有人提到中國的新生代作家，其中就包括張生。我數了數，上面列舉了八個名字，這是否可以理解為：張生已經躋身中國新生代作家的八強之列了呢？“厲害，厲害!”同學們聽到傳聞紛紛伸出大拇指——這種天真的幻想愈發讓我們覺得張生神秘無比，就像身邊的外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