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一萬，只怕“一百”

“差不多了吧。”榔頭看着我，無奈地問。

我瞅了一眼堆滿食物的小推車，不知怎麼回答才好。踟躇了半天，我提議：“要不，再走走。”遠處飄來烤雞的清香，極大地消耗了我的理性，看到烤雞之前，我的腳根本不聽自己使喚。

夜裏要上火車了，我和榔頭來超市購買些食物飲料什麼的。從上海到昆明，若乘坐K181次列車，全程五十六個鐘頭，號稱苦海無邊。這種恐懼使我們幻想着用大量的飲食來填補旅途的空虛。再說，這是第一次回家，於情於理都應該準備充分些，偏偏又是兩個饞嘴碰到一起，一邊誇大着旅途的難度係數，一邊沒命地往購物車裏扔東西。牛奶以公升計，牛肉稱了一公斤，雞鴨都買整隻，外加水果，已把小車子塞得滿滿。榔頭又說這兩天嘴苦，想吃點酸的，我想他是內分泌失調了，於是幫他拿了一打話梅。

走向結賬台的時候，榔頭冷不丁問我：“帶錢沒有？”

“沒有，換了一條褲子。”

“換什麼？”

“換褲子，兩小時之前的事。”

榔頭的瞳孔頓時放大好幾倍。“那怎麼辦?我忘帶錢了，我原先以為，你褲兜里有大把大把的鈔票。”

唉——搞半天是饑民來哄搶超市了。

我緊張地四下里望望，生怕剛才的對話被別人偷聽，把我倆送進巡捕房。

“那咋辦？”確定四周沒人，我小聲地問。

“摸摸零錢看看，有多少買多少吧。”榔頭善於隨機應變。

我倆使勁地摸，把褲兜的白布翻出來摸，草紙和煙絲掉了一地，最後只湊起五塊六毛錢，還有八毛的菜票，買只烤雞還要倒貼只左手進去，人家又未必要你的左手。怎麼辦？

“要不，你等着，我回學校一趟。”我習慣承受痛苦。

“好!”榔頭一口答應，抓抓耳朵，馬上又問，“為什麼要我等？你等，我回去。”

“你等!”

“你等，我拿!”

“誰去都一樣，咱們是一根繩上的螞蚱。”

兩個人爭執起來。旁邊的人斷章取義，以為我們準備搶劫超市，正在分工，於是交頭接耳地走開了。保安也被吸引過來，只是不敢靠前，在一丈開外踱步。

“好了，好了，不要爭了。”說著，我蹲下身子解鞋帶。保安誤以為我想引爆炸藥，下意識地把手舉到臉前。脫了右鞋，我從鞋墊下抽出一張百元大鈔。

榔頭露出一臉的驚喜：“你還真夠齷齪，把錢揣在鞋裏。”

我得意地抖着鈔票，臭氣一點點散開。“這是離家前媽媽幫我放的。她說出門在外力求保險，有張鈔票總能救救急什麼的。都放半年多了，你看，要不是趕火車，我也不會讓它重見天日的。”

“大人考慮得是周全。”榔頭誇了我母親一句，推起小車走向結算台。

結算的小姐很熱情。

我說：“對不起，錢有點濕。”

她說：“沒關係，人身上總會出汗的。驗驗真偽就行。”但她剛舉起錢，眉頭就皺緊了，幾次想回頭問我，真的是汗弄濕的么，眨了幾下眼皮，又沒問，怕問過以後拿都不敢再拿。於是，她用一隻手捏住鼻子，一隻手把鈔票抖開看，就像欣賞用過的便紙，眼神充滿了委屈。

當時，我很想給她一段表白，以澄清真相：第一，這是真錢，不用驗了；第二，這是汗打濕的，然而非上半身之汗也；第三，我們碰到了特殊情況，不得已而為之。

懷着一肚子愧疚，我和榔頭躡手躡腳地離開了。邊走邊聽見身後的收款員對同事說：“幫忙看一下，我去趟洗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