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牢都要結伴

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梅溪帶着七個月的黑蠻到了北京。郁風那時候忙什麼呢?是不是跟華君武諸公在籌備成立美協?苗子在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當個什麼什麼……大概是這樣。

那時北京的老街道還沒有大動，連天安門廣場都還未擴建。人民英雄紀念碑正在施工。東單牌樓面對長安街有一條名叫西觀音寺的衚衕。衚衕口北邊正是許麟廬開的和平畫店。老許和他的畫店很吸引人。老許當時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好客成性，加上他品畫的見解坦率而老到，展出的作品大都經過精選，售價也體察人意，他的畫店是個文化人喜歡的地方。往東再走百十來米，一個老舊的大門，門外以一根半斜着的電線大木柱為記，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餘載的“二流堂”的堂址、“總部”、“老巢”。苗子和郁風就住在這裏。同住的還有盛家倫、吳祖光、新鳳霞、戴浩諸位。

這是一座紅磚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適於居住的大宅院。衝著大門、坐北朝南的屋子屬盛家倫；東側面一排房子屬吳祖光、新鳳霞夫婦；吳家房子靠北盡頭上台階左拐，樓上住着戴浩；樓梯右側往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郁風。

房子原來是講究的。那些樓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賓木料做成，上過很好的漆。地板也講究過。只是，都完蛋了，滿是灰塵。

屋裏各家卻都收拾得清潔爽朗。我覺得苗子和郁風可能狡猾狡猾的，他們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寬大的客廳起碼有六米高，牆根有壁爐，東邊有獨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樹和別的花木。郁風原是位設計大手筆，加上揀便宜買來的名貴明清傢具陳設，又請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長排帶拐角的大沙發，不免使得進屋的客人肅然起敬，彷彿不小心闖進了哪位有文化教養的帝王寢宮。

那時苗子的老媽媽還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見誰都當做自己的孩子，卻是滿口的廣東土話。她做的紅燒蹄恪Ⅱ呼⒉遂酥砣飭釵抑兩衲淹

我那時已經二十九歲，快進三十的人了。常上黃家來的目的是看畫，看拓片，借書。當然也談天說地。我的談話引起大伙兒狂歡，苗子的談話卻使我靜穆。

我一生遇見的好人那麼多，卻總是難忘三個人。一個是福建仙游縣的陳嘯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葉靈鳳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這三個人在不同的時空裏都讓人咒罵為不借書給人的“孤寒種”。相反，我卻在這三人的書齋、書庫里為所欲為，看盡他們的藏書、藏畫，得益太多。他們對我慷慨而我對他們放肆，“邑有窮讀愧買書”啊!我這輩子不可能有他們這種肚量和境界了。我很小氣，想起抄家的好書好畫冊沒有退還，老是大方不起來。這些狠心人哪知我們得一本好書不易。

有一個鬧不清的也不想就正於苗子的問題。他是當了“右派”之後才搬的芳嘉園呢，還是“右派”之前搬的芳嘉園?總之是搬了。那是大名士王世襄老兄的家。苗子住東屋，光宇先生住西屋，世襄住北屋。如何的搬去?如何的接頭談判?因為三個人的脾氣、思維方式都不同，記得起細節的話，寫下來定是篇有趣文章。

芳嘉園也是原先講究而後來倦慵了的院子，那一架難忘的紫藤花至今安在?

長安街拓寬之後，西觀音寺沒有了，和平畫店沒有了。恰好，盛家倫住過而動感情的那座房子及苗子的房子還在，紅的磚，很容易認出來。

我前後的兩個住處離芳嘉園都很近。原來住大雅寶衚衕，後來住罐兒衚衕，都是幾步路的光景，所以大家常去常來。

芳嘉園時代是很遠的，它度過了反“右”運動，苗子東北勞改幾年，“文化大革命”十年，苗子郁風坐牢幾年，然後兩夫婦出獄。住團結湖北里是近年的事了。

苗子勞改去了，郁風捏着苗子從東北寄來的第一張明信片樂呵呵地朗誦：

“‘……穿過森林，翻過了嶺，啊!好一片北國風光!’你看，你看，他還有這個雅興!還‘北國風光……’”接着就像往常一樣地大笑起來，並且把明信片交給我，要我也照樣朗誦一次，接着也是笑個不止。

我家鄉有句諺語：“叫化子困‘凌溝板’(冰塊)唱雪花飄飄——苦中作樂。”這兩口子實際上已經身臨絕境。一個充滿詩意在東北勞動；一個苦守寒窯得來信卻大為欣賞而大樂。真是少有。

每次上芳嘉園看郁風和孩子，我都不敢提一聲“東北很苦”。其實也用不着說，郁風知道。她生來就是個“開朗種子”，我了解，要哭，她會一個人躲起來大哭一場。現在她是家中的主帥，一哭一亂，陣腳就穩不住。而大哭一場的地方當時確實不好找，哪兒都是人來人往。

我那時也曾哭過一次，忍不住的熱淚滂沱，頭埋在被子裏。那是讀到巴爾蒙特的詩句：

為了太陽，

我才來到這世界!

哭得像小孩子。哭完就算，好人一個!

多少年後苗子回來了。我大雅寶的屋子黑，他走進來我真以為闖進一個討飯的。認準是他，喜從天降，抱了抱他，我就近坐在凳子上，好一陣說不出話……

天啦!謝謝您了!“絕塞生還吳季子”!(不久，我準備木刻水滸人物的計劃。苗子給我出了很多主意。把他的一盒讀書卡片借給我，抄在我的卡片上。原本從一九六年開始刻二百幅木刻，兩年完成的計劃，可惜一幅也沒有做出來。連兩千多張卡片也丟了。那時四十歲，力氣正足，刻二百幅三十二開大小的木刻算不得一回事。要是那時候讓我刻出來多好。)

那年月，老是不安定，老是離別，老是身不由己的分心。

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於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有時我裝病說上醫院挂號，有時乾脆開了半月假條待在家裏，有時我想念苗子郁風，就上芳嘉園。他們是剩下不多的，用不着事先設防，不出賣人，講點真心話的朋友。

見面不會雀躍，但總是打心裏歡喜。有時話多，有時和往常一樣談個不休；有時呢，他聽到一個與我有關的壞消息，我坐不住了，心跳不止，得趕快回家。回家又能怎樣呢?還是回去好。一路上像淋了一身水那樣地不自在。遇到這種情況總要好幾天才緩得過來。

記得一次是給他弄到把大紫砂茶壺，並且還得意地用葡萄藤彎了根大提梁。一次是興沖沖地買了一條幾斤重的活魚……

進了院子，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向我搖搖手，輕聲告訴我：

“他們兩人被抓走了!”

“孩子呢?”

“在張媽媽那裏!”張媽媽就是光宇夫人。

“奇怪!”我想，“兩人好成那個樣子，連坐牢都要結伴。”

又是個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