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文化2

簡單地說，華爾街以自己的智能才幹通過管理資產的能力而獲得財富，創造出來的產品不再是人們需要的穿在腳上的一雙鞋襪；在鞋襪滿足以後的今天，根據投資人佔有資產的多少以及投資風險的包容能力，華爾街替銀行的客戶們制定投資方案，替投資者們設計或買進賣出各個不同的金融產品，又稱“不可見產品”，為投資者創造財富，在為投資者創造財富的同時，自己也致富。不同於一雙鞋襪，一幢房屋，金融產品摸不着、看不見，是以“合同”、“契約”的方式出現。比如，用三千元購買十元一股的“中國電信”三百股，或者買進三千元固定利率在8％的政府十年國債券，這種成交，交到投資者手中的是一紙“合約”。如果這兩個項目——中國電信和十年國債——是兩個很優秀的投資項目，三年後，也許十元一股的“中國電信”變成二十元一股，投資總額翻了一番；而三千元的國債投資，在國民經濟搞得好，物價穩定，通貨膨脹控制在1％～3％的情況下，效益也同樣十分可觀，真的是“守株待兔”，坐在家裏拿錢。但如果國民經濟蕭條，加上戰亂、物價飛漲、通貨膨脹變為8％或以上，8％的國債投資就是很糟糕的投資：本金雖然保住了，但利潤率還比不過通貨膨脹。這兩個例子是極為簡單化了的例子，要說明的是：華爾街是人為的市場，生產的是不可見產品，因其各大銀行所擁有僱員的優秀程度與資金多少取信於投資大眾。當在大眾管理資產妥善有“賺頭”的前提下，華爾街也“大發其財”。由於華爾街的回報主要是靠人這“軟件”得來的，華爾街對個人的要求就特別高；又由於銀行各個部門是互相依存的，因此華爾街對由無數個人組成的團隊的要求也同樣高；再由於華爾街永遠面臨的是不斷的新產品與風險的出現，新的市場的開發，新的顧客的要求，華爾街必須保持“年輕化”——在華爾街工作的最佳年齡在二十五歲至四十歲；更由於在這個行業里的有限時間段內，人們期望他們的“最佳歲月”得到“最佳回報”，華爾街也是人性最暴露的地方：膽小（Fear）與貪婪（Greed）往往同步，公司的“辦公室政治”也應運而生，成為華爾街的一個可怖景觀，時時聽見從華爾街退下的或仍然堅守陣地的人們搖首嘆息，將辦公室政治與美國人懼怕的另外兩件事稅收和死亡相提並論。華爾街的白領心事重重，高收入的他們難逃這三大劫難：辦公室政治，稅收和死亡。即使如此，人們仍然“視死如歸”地要去華爾街。華爾街文化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其全球性：無論紐約的華爾街、倫敦的“華爾街”、巴黎的“華爾街”、東京的“華爾街”，均是孿生姐妹。這些跨國大洋行的投資行為是全球行為，因而華爾街的文化也許是最不帶有“種族色彩”的企業文化。一個世界，一個人類，一個市場，二十四小時交易（Oneworld，Onepeople，Onemarket，Twenty－Fourhourstrading），是我們常聽見的口頭禪。這裏，不要將個人的偏見與企業的統一文化相提並論。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個人之間總是有衝突的，儘管這些衝突有時根本不源於宗教信仰、政治偏見、皮膚顏色或地域口音。事實是，企業文化確實還因地而異。我認識一位華爾街高層對沖基金風險控制專家，他在紐約市場呼風喚雨。當公司將他借調到東京市場時，他的技術能力非但沒有體現出來，反而因其個人開放的性格與在特定環境下（紐約）培養起來的心直口快的“企業文化”在東京惹下大禍：紐約與東京企業文化發生了衝撞，受犧牲的則是夾在兩個文化間的僱員。也就是說，這位華爾街高層對沖基金風險控制專家，對對沖基金的市場風險與操作風險十分清楚，可是對企業文化之間，以及個人在不同企業文化中的個人風險卻不明白，因而導致工作失誤，最後他只好被迫離開公司——回紐約的退路也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