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里崗戰鬥的常識

據《二戰史?中國戰區》一書記載：1942年5月1號，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茨中將，率三個師兩個旅，共5萬人，動用800輛汽車、坦克和飛機，採用“縱橫張網，對角清剿，反覆合擊”戰術，以及“三光”政策，對冀中抗日根據地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掃蕩，企圖發現並圍殲“像鰻魚一樣滑溜，不可捉摸”（岡村寧茨語）的八路軍主力部隊。從5月16號到6月20號，日軍在滹沱河以南、德石路以北、滏陽河以西的三角地帶，進行過反覆清剿。二里崗戰鬥，就發生於這期間。後來，日本出版的《大東亞戰史》，稱它是“五月大掃蕩之一典型戰例”。二里崗戰鬥最早見於1942年10月11號《邊區戰鬥報》，文章的題目叫《敵後鐵流》。這篇文章的作者黃炎，當年曾與葛任以及本書第三部分的敘述人范繼槐，乘坐同一艘郵輪到日本留學。在《敵後鐵流》的第三段，黃炎這樣寫道：此次反掃蕩戰役，中華民族的許多優秀兒女英勇犧牲，為國捐軀了……在麻田戰役中，我副參謀長左權同志指揮所部，向敵軍反覆衝殺，激戰竟日，敵傷亡甚重，難以支持，於午夜向麻田竄去，左副參謀長率部追擊，指揮作戰，奮不顧身，不幸中彈，在十字嶺壯烈殉國；在太行山麓，女戰士黃君珏身陷重圍，面對敵人篦梳式進攻，搏戰竟日，彈盡援絕後跳崖自殺，實為女界之楷模；在二里崗戰鬥中，文化教員葛任同志在執行任務途中，遭遇敵軍，毫不畏懼，與敵人同歸於盡，雖死猶生……民族痛失精英，抗戰頓失干城；軍民同聲哀悼，血債誓死討清……關於葛任是個“文化教員”的說法，與事實略有出入。葛任當時真正的身份是馬列學院編譯室的譯員。許多年之後，黃炎再提到此事時，順便糾正了這一錯誤。黃炎後來移居了美國，並著有長篇回憶錄《百年夢回》。在這本書中，黃炎先生寫道：那時候，葛任在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專事譯述，並繼續他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研究。他要算個富人，因為除工資外，他尚有部分稿費收入。因為我是他留日時的同窗，所以他常邀請我，以及他的兩位同鄉——邊區鋤奸科副科長田汗、邊區醫生白聖韜，一起共享民間的美食……在一次外出途中，我發現他喜歡採摘墳間地頭的那些枸杞子，他稱之為死嬰的念珠。啊，時光荏苒，二里崗戰鬥距今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如果葛任的墳頭還立於天地之間，我想那上面一定長滿了那些念珠。他說，因為牛是中國農民的命根子，捨不得宰殺，他曾有過一個念頭，將托洛茨基著作中的“土豆燒牛肉”，譯成“枸杞燉狗肉”。黃炎的文章還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半個世紀之後，人們仍然認為葛任死於二里崗。看來，這已經成了常識——最近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化名人錄》中，葛任的卒年寫的仍是1942年。1998年春天，我到二里崗採訪，曾去過關帝廟，即人們所說的葛任殉國之地。現在的關帝廟，是“文革”后修建的。廟前的石碑記錄了當地政府為發展旅遊經濟，籌資重建關帝廟的經歷。門內的石碑，是關帝廟裏的舊物。負責出售門票的人告訴我，石碑是從他女婿家的驢圈上取下來的。此碑立於康熙二十三年，碑文記錄了關羽濃抹重彩的一生：“漢壽亭關夫子不受曹□之封而一心為漢室，非有功於朝□乎？除黃巾之害，誅龐兵於□，非有德於百姓□？千里尋兄，獨當一面，殺身成仁，非有光於名節□？”導遊向我解釋，碑文字跡脫落，一是因為槍打，二是因為驢踢。不過，他又告訴我，某電視台“歡樂大本營”劇組，來拍過這個石碑，並擬訂了知識搶答題。我曾看過當時的錄像片斷，搶答題就是字跡為何脫落。隨後公佈的標準答案是：“這是八路軍和日本人打仗的時候留下的。”作為遠道而來的特約嘉賓，那些影、視、歌明星，在主持人的反覆啟發下，瞎貓終於逮住了死老鼠，都蒙對了，並領取了獎品。那是一盒阿拉斯加海豹油。為了顯示自己知識淵博，主持人又特意做了一番解釋：“這個題太容易了，因為它是個常識。1942年6月1號，著名翻譯家、詩人、語言學家葛任，在此與日本鬼子狹路相逢，有過一場生死決戰。如果還有人想不起來葛任是誰，那麼我一提到冰瑩，你就會想起來。這位觀眾朋友真聰明。對了，冰瑩是三四十年代有名的演員。不知道碧鹹的人，總該知道辣妹維多利亞吧。對了，葛任就是冰瑩的丈夫。不，不，不，葛任已經死了，當時就為國捐軀了。這是個常識。”讀者朋友，不怕你笑話，作為葛任的後人，我在看到白聖韜的自述前，也認同這個常識，即葛任死於1942年的二里崗。而被常識忽略掉的東西，比如葛任為何會到二里崗，他執行的是何種使命，似乎也就顯得微不足道。在常識面前，我們似乎只有默認、服從，或者無動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