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當代中國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他是當代中國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復旦大學教授、巴金研究專家陳思和幾年前說：這個社會正在逐漸走向開放，人人都有權利追求事業成功、財富增長、名利雙收……但惟獨巴金，還在一字一句地寫他的懺悔錄。他沉浸在噩夢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為箭垛，一鞭一條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責自己，提醒人們不要忘記20年前的民族劫難。這種對世人的愛心與對自己的苛刻情緒近似宗教信仰，可是在所謂“後現代型”的社會裏，卻變得那麼不合時宜。人們在儀式上保持了對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卻被視為一種杞人之憂。

在11月25日巴金百年誕辰前夕，著名文學評論家、巴金研究者陳丹晨也對記者說：現在的年輕人不太愛看巴老的作品了，但這個複雜而信仰缺失的社會多需要巴金式的愛和人性啊！“新文學運動發生以來的大師級作家都不在了，巴金是碩果僅存。他是我們跟上個世紀的革命、文學、愛情聯繫的一個紐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家朱金順在電話中說。

中國青年的啟蒙老師

巴金伴隨中國走了100年了。人們仔細回視，發現他跟我們的少年、青年時代聯繫得這麼緊密，或者說跟少年中國聯繫得這麼緊密。

剛剛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巴金全傳》的陳丹晨是當年上海的老地下黨員，他以親身經歷告訴記者說：“巴金對中國青年的意義，我們現在還沒有正確估評。實際是他影響了整整三四代中國青年，使他們懂得了愛和自由，進而反叛封建社會和家庭。我們黨是在這個基礎上引領他們走向革命的。從這一點上來說，巴老是中國革命青年的啟蒙老師。“我對著名作家李健吾先生說過的話印象特別深：那時候為什麼許多青年男女抱着巴老的作品，與書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因為他傾訴的苦悶正是年輕人的苦悶，他真誠而急於傾訴的風格正符合年輕人的態度。他們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宣洩和鼓舞，他們在巴老的作品中最早懂得了愛人和自由，從此走上了與舊社會決裂的反抗道路。

“黨的文藝工作領導者、著名評論家陳荒煤曾說，他在魯藝當教員時發現，許多青年投奔延安並不是看了馬列主義書籍，而是讀了巴金的作品。他們在他的作品中懂得了要反叛和自由。那時哪裏能反抗？就是延安。”

這些出於人道和愛情的反叛，在上世紀50年代以後，註定要與人們內心的階級鬥爭說發生衝突。因而巴老的命運有了不同。陳丹晨記得，當時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丁玲對廣大青年說：“你們現在不要老讀巴金的作品了，要讀解放區的新文藝作品。”

但廣大青年對於巴金作品的熱衷程度比起解放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1958年，姚文元等人對巴老發起“拔白旗”運動，指責巴老的作品是無政府主義和個人主義，說“覺慧出走以後肯定是無政府主義，不可能是革命者”。

圍攻了半年多后(為什麼叫圍攻呢，當時北師大、武大、北大的學生社團和《中國青年》、《讀書》、《文學知識》等刊物群起而攻之)，有意思的是，《文學知識》登出了批判中的來稿統計，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僅有4篇。以後又來了1000多篇來稿，還是這種比例。這說明一直到了1958年，雖然經過了反右之禍，巴老在中國青年心目中還是受歡迎的，青年們還是不避風險地為他說話。

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還是文藝類中出借率最高之一———當時陳丹晨到上海圖書館作了一次調查，巴金作品出借率僅排在《青春之歌》、《紅岩》和《紅旗譜》等三部當代小說之後……

巴金有兩個夢想

“可惜現在的青年不再看巴金的書了！”許多老一代對當代中國青年遠離巴金的作品深感惋惜，“一個時代逝去了！”

但巴金晚年留給了中華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國思想史或者文藝史上說也說不盡的《隨想錄》。

這是他引起爭論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認為這部作品老談“文革”，沒有多少藝術性，沒有上升到哲理高度。還有人認為這是右的代表……巴金知道這是種種來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議。陳丹晨回憶，巴金也曾傷感地說，是不是我已經老了，有老年人的嘮嘮叨叨？但是掩蓋了傷疤並不等於傷疤就不存在了，病症也不能好。

他怎麼能忘了“文革”帶給他的？他一輩子勸人愛和非暴力，但他的愛妻卻在人性惡的大爆發中慘死。

“‘文革’的教訓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太大了。我們社會現在許多負面的東西：**、理想破滅、缺少操守，包括最後的陣地———學術界的淪喪，都跟‘文革’的惡果有關。但沒人去清算。巴老為此緊抓住這個不放，頂住了壓力寫出《隨想錄》。許多文章只能被刪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報》上發表，但收入《隨想錄》時，巴老堅決要求恢復原樣。”

對“文革”沒有得到徹底清算以及民族信仰喪失，巴金內心很痛苦，說“文革”以後怎麼還是這個樣子。他覺得他一個人的反思真是很艱難：“我現在走的還是一條荊棘叢生的羊腸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話是“講真話”。在《隨想錄》中至少有4篇以“小騙子”為名，反反覆復說這件事。

作家李輝在巴金百年誕辰前寫道：“他在晚年一再強調的‘說真話’，對於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準則。當我們稍稍回顧一下反胡風、反右、‘文革’時的歷史，就不難看出，道德往往是決定知識分子乃至所有人作出各種表現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體驗，以他的整個人格，向人們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鍊，真誠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責，與創作出優秀作品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因此，他認為，作家以及每一個人，首先得做一個真誠的人。”

巴金的“講真話”表現了一種深刻的自責精神。他對陳丹晨說：我們當時聽了話，批判胡風，後來說批錯了，但沒人出來負責，反而讓我們內心經受煎熬。不懺悔，這是我們民族的弱點。這一點我們確實應該像德國人學習。他們不認為法西斯是希特拉一個人的責任，而是全德國民族的恥辱，而我們卻把一場民族的悲劇推到幾個人(**、四人幫)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現在他強調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內心有一個決定，像托爾斯泰晚年那樣用實際行動進行懺悔。他反反覆復苛刻地解剖、鞭撻自己“為了保全自我而被動去寫檢討，去講假話，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為。他是中國第一位表現出懺悔精神的偉大人物。

《隨想錄》最後一篇文章是《懷念胡風》。寫這篇文章時巴金已經得了帕金森病，每一個字都是用左手推扶着右胳膊，顫顫巍巍畫出來的。每天寫100多個字，七八千字的文章寫了1年時間。

他現在不能說，不能寫，賴鼻飼維持生命。他特別痛苦，思維清晰而不能與人交流，求死又不能。他多次向身邊人表示“我是在為你們活着”。但他活着，多少人就會感到溫暖。正像20世紀90年代編輯了《巴金全集》和《巴金譯文全集》的著名編輯家王仰晨說的，“即使他已喪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只要他仍和我們在同一個星球上呼吸，我們就會感到踏實，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

巴金有兩個夢想。他多次給不同時期的中央領導寫信，終於促成了中國現代文學館———世界上最現代化、最宏麗的文學紀念館的建成。他的另一個夢想還沒實現，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館。(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