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現實，讓一切面紗褪去

由於宣傳不深入，中國大多數人都認為愛滋病是“洋病”、“丑病”，所以對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不理解、不尊重，甚至掩蓋疫情真相，導致愛滋病疫情的延緩上報，對愛滋病人的防治起到了消極作用。個體如此，群體更是如此。機關、廠礦、學校等單位或村、鄉、鎮、縣、市（地、州）、省行政區劃，對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更多的是守口如瓶，這些單位或行政區域的頭頭腦腦不願講，不願多講，不願如實講。據說這些單位和地方的負責人的主觀意願是好的，大都不願因“洋病”、“丑病”的外泄影響到本單位本地區的臉面。說白了，這也是這些單位的“形象工程”。河南省愛滋病疫情的爆發和流行經媒體曝光之後，曾引起海內外一片震驚，之後一些單位和地方對愛滋病疫情更是採取“掩”和“捂”的態度，客觀上對愛滋病的泛濫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美國《華爾街日報》於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１日曾以醒目標題報道：中國黑市賣血後果嚴重！這篇報道稱他們通過與陝西羅峪溝的村民交談，得知這裏的農民多年賣血的人數達到數萬人，甚至更多，這裏爆發的愛滋病令人膽戰心驚，他證明河南省的危機正傳播到中國其他地區。這篇文章還說中國可能還不清楚愛滋病正在多大範圍內傳播，因為大多數愛滋病疫情都發生在邊遠山區，但涉及的人數卻不少。美國拉德克利夫學院病毒傳播問題專家瓊·考夫曼說，中國面臨的“不是廣義的流行病，而是小範圍內的流行病”。這位專家還指出，據信中國有五六個省包括陝西在內，有類似河南省的黑市賣血行為。中國及國際愛滋病專家估計，中國有１００萬或者更多的人可能已經感染了愛滋病病毒。這篇報道還說北京已經開始重視愛滋病的威脅，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卻在繼續掩蓋真相，從而使病人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治療和教育。一些地方政府官員還說有關愛滋病的說法是誇大其辭和謠言。某縣衛生局的一名官員就說過，有關人們通過賣血生病的報道“完全是道聽途說”，之後遮遮掩掩地表示，“疫情發生的消息必須由政府來公佈”。在陝西省商洛縣，縣衛生局曾採集了賣血村民的血樣送去檢查，事後他們說至少有一些村民的愛滋病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但衛生局卻沒有公佈檢測結果。後來證實，發現有人感染了愛滋病病毒，但衛生局官員卻不願透露多少人接受了檢測或受到了感染。他們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我沒權公開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人數。”他指出真正的問題出在鄰省山西省，采血者在那裏很活躍。美國《紐約日報》１２月３１日以《毒品和愛滋病的幽靈籠罩着中國一個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為題，報道了四川省涼山州的愛滋病問題。在這篇文章中報道了涼山州有關部門和領導對愛滋病問題從遮掩到正視的心路歷程。在連接緬甸同中國北部一些城市的一條販毒交通要道上，布拖及其附近的其他城市已經成為毒品交易和吸毒的中心，愛滋病的幽靈也在這裏遊盪。那些貧困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以吸海洛英排解煩憂，而且他們也發現，走私毒品是一條致富的捷徑。在涼山彝族自治州布拖這個有着一萬人口的小鎮，一名官員估計每年有２０人死於吸毒，有數百人可能攜帶愛滋病病毒。從毒品和愛滋病的角度來看，布拖所處的地理位置是它最突出的不利條件。它恰恰坐落在既可以進行合法的商品交易又可以進行非法的毒品交易的一條交通要道的交匯點上，而且恰好是從四川的成都到雲南昆明的中間站，雲南與盛產毒品的緬甸和老撾毗鄰。許多對生活絕望的窮人干起了基層一級攜帶毒品走私的活兒，最終他們也成了吸毒者，也有一些吸毒者自己走私毒品以滿足自己的嗜好，儘管許多吸毒者開始時是吸海洛英，但他們很快就轉向注射毒品，共同使用針頭還可以省錢。大約三年前，一項對這裏吸毒人員的調查顯示，在布拖吸毒的人群中，有１０％感染了愛滋病。布拖傳染病防治中心一位姓張的工作人員說：“這裏愛滋病的蔓延趨勢日益嚴重。當我們９０年代第一次發現這種病時，只是吸毒傳播，現在通過**傳播也是一個重要途徑。”涼山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最初試圖否認和無視愛滋病的存在——在中國的大多數地區這仍然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但是到了１９９９年，由於愛滋病已經在布拖蔓延，他們又缺乏控制蔓延趨勢的知識和資金，於是他們決定採取一種截然相反的新方針，即承認布拖存在嚴重的愛滋病問題。涼山自治州一位負責人實事求是地對記者說：“起先我們不希望談論愛滋病問題——我們對它充滿恐懼——我們當然也不願進行檢查，看看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但是後來我們發現，如果我們不採取任何措施，３００人很快就會擴大到３０００人。愛滋病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這些地方十分貧困，他們需要幫助。”對於ＨＩＶ和ＡＩＤＳ，迴避它，３００會變成３０００；不重視它，３０００會變成３００００；不採取有力措施控制它的肆意蔓延，３萬會變成３０萬、３００萬、３０００萬乃至更多！到那時候，我們交得起這個學費，負得起這個責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