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媒介即隱喻（5）

字母帶來了人與人之間對話的新形式，關於這一點如今學者們已達成共識。人們說出的話不僅聽得見，而且看得見——這不是一件小事，雖然關於這一點我們的教育也未作太多評論。但是，很明顯，語音的書寫形式創造了一種新的知識理念，一種關於智力、聽眾和後代的新認識，這些東西柏拉圖在其理論形成的初期就已經認識到了。他在《第七封信》中寫道：“沒有一個有智力的人會冒險用語言去表達他的哲學觀點，特別是那種會恆久不變的語言，例如用書面的文字記錄下來。”他對此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他清楚地認識到，用書面文字記錄哲學觀點，不是這些觀點的終結，而是這些觀點的起點。沒有批評，哲學就無法存在，書面文字使思想能夠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續而嚴格的審察。書面形式把語言凝固下來，並由此誕生了語法家、邏輯家、修辭學家、歷史學家和科學家——所有這些人都需要把語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錯誤，明白它的啟示。

柏拉圖深知這一點，他知道書寫會帶來一次知覺的革命：眼睛代替了耳朵而成為語言加工的器官。相傳，為了鼓勵這種變化，柏拉圖要求他的學生在來他的學園之前先學習幾何學。如果確有其事，柏拉圖就確實很明智，因為正如偉大的文學批評家諾思洛普·弗萊所說的：“書面文字遠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提醒物：它在現實中重新創造了過去，並且給了我們震撼人心的濃縮的想像，而不是什麼尋常的記憶。”1

柏拉圖對於書面文字重要性的推斷現在已被人類學家所深刻理解，特別是如果在他們所研究的文化中語言是複雜對話的唯一源泉時。人類學家知道書面文字不僅僅是話音的回聲，這一點諾思洛普·弗萊也曾提到過。這完全是另一種聲音，是一流魔術師的把戲。在那些發明文字的人眼裏，文字確有此神力。考慮到這些，那麼埃及神話中把文字帶給塔慕次國王的月神透特同時也是魔術之神，就不足為奇了。我們這樣的人也許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們的人類學家知道，對於一個只有口頭語言的民族，文字會顯得多麼奇特而富有魔力——這樣的對話似乎沒有對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對象。有什麼比把問題訴諸文本時的沉默更奇怪的呢？有什麼比向一個無形的讀者傾訴，並且因為知道有一個無名的讀者會反對或誤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的呢？而這正是每一本書的作者必須做的。

提出上述的觀點，是因為本書後面將討論我們的民族怎樣經歷從文字魔術向電子魔術轉換的巨大變化。我這裏想要指出的是，把諸如文字或鐘錶這樣的技藝引入文化，不僅僅是人類對時間的約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類思維方式的轉變，當然，也是文化內容的改變。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把媒介稱作“隱喻”的道理。在學校里，老師非常正確地告訴我們，隱喻是一種通過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較來揭示該事物實質的方法。通過這種強大的暗示力，我們腦中也形成了這樣一個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個事物必須引入另一個事物：光是波，語言是一棵樹，上帝是一個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腦是被知識照亮的黑暗洞穴。如果這些隱喻不再有效，我們一定會找到其他適用的：光是粒子，語言是一條河，上帝是一個微分方程（正如羅素曾經宣稱的），大腦是一個渴望栽培的花園。

但是我們這種媒介—隱喻的關係並沒有如此明了和生動，而是更為複雜。為了理解這些隱喻的功能，我們應該考慮到信息的象徵方式、來源、數量、傳播速度以及信息所處的語境。例如，鐘錶把時間再現為獨立而精確的順序，文字使大腦成為書寫經歷的石碑，電報把新聞變成商品。要想深刻理解這些隱喻，我們確實要費些周折。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意識到，我們創造的每一種工具都蘊涵著超越其自身的意義，那麼理解這些隱喻就會容易多了。例如，有人指出，12世紀眼鏡的發明不僅使矯正視力成為可能，而且還暗示了人類可以不必把天賦或缺陷視為最終的命運。眼鏡的出現告訴我們，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體和大腦都是可以完善的。我覺得，如果說12世紀眼鏡的發明和20世紀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間存在某種關聯，那也不為過。

即使是顯微鏡這樣不常用的儀器，也包含了令人驚訝的寓意，這種寓意不是關於生物學的，而是關於心理學的。通過展示一個肉眼看不見的世界，顯微鏡提出了一個有關大腦結構的解釋。

如果事物總是不同於它的表象，如果微生物不可見地隱藏於我們的皮膚內外，如果隱形世界控制了有形世界，那麼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否也可能不可見地隱藏在某個地方？精神分析除了充當大腦的顯微鏡之外還有什麼？我們對於大腦的理解除了來自某些工具所產生的隱喻之外，還有什麼途徑？我們說一個人有126的智商，又是怎麼一回事？在人們的頭腦里並不存在數字，智力也沒有數量和體積，除非我們相信它有。那麼為什麼我們還要相信它有呢？這是因為我們擁有可以說明大腦情況的工具。確實，我們思想的工具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的身體：有時我們稱自己的身體為“生物鐘”，有時我們談論自己的“遺傳密碼”，有時我們像看書一樣閱讀別人的臉，有時我們用表情傳達自己的意圖。

伽利略說過，大自然的語言是數學。他這樣說只是打個比方。大自然自己不會說話，我們的身體和大腦也不會說話。我們關於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對話，是用任何一種我們覺得便利的“語言”進行的。我們認識到的自然、智力、人類動機或思想，並不是它們的本來面目，而是它們在語言中的表現形式。我們的語言即媒介，我們的媒介即隱喻，我們的隱喻創造了我們的文化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