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媒介即認識論（1）

在這本書里我想展現給大家一個發生在美國的關於媒介—隱喻的巨大變化，作為這個變化的結果，那些危險的無稽之談成了我們公眾話語的重要部分。在以後的章節中，我的任務非常明確。首先，我想證明，在印刷機統治下的美國，話語和現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嚴肅而有理性；其次，我想論證，在電視的統治下，這樣的話語是怎樣變得無能而荒唐的。但是，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是對電視上的“垃圾”的司空見慣的抱怨，我必須先解釋一下，我的焦點是放在認識論上，而不是放在美學或文學批評上。說實話，我對這些所謂“垃圾”的喜愛絕不亞於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機產生的垃圾可以讓大峽谷滿得溢出來。而在生產垃圾這一點上，電視的資歷還遠遠比不上印刷機。

因此，我對電視上的“垃圾”絕無異議。電視上最好的東西正是這些“垃圾”，它們不會嚴重威脅到任何人或任何東西。而且，我們衡量一種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認為重要的東西，而不是看那些毫無偽裝的瑣碎小事。這正是我們的問題所在。電視本是無足輕重的，所以，如果它強加於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現成重要文化對話的載體，那麼危險就出現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樣危險的事正是知識分子和批評家一直不斷鼓勵電視去做的。這些人的問題在於，他們對待電視的態度還不夠嚴肅。因為，和印刷機一樣，電視也不過是一種修辭的工具。要想嚴肅對待電視，我們必須談一談認識論，否則其他的任何評論都是沒有意義的。

認識論是一門有關知識的起源和性質的複雜而晦澀的學問。和本書有關的是認識論對於真理的定義以及這些定義的來源所表現出來的興趣。在這裏，我特別想證明，真理的定義至少有一部分來自傳遞信息的媒體的性質。我想討論的是，媒體在我們的認識論中充當了什麼角色？

為了簡單地說明本章標題的含義，我覺得有必要從諾思洛普·弗萊那裏借用一個詞。他把自己運用的原理稱作“共鳴”。他寫道：“通過共鳴，某種特定語境中的某個特定說法獲得了普遍意義。”1他舉“憤怒的葡萄”2為例。這個表達方式第一次出現是在《以賽亞書》中，人們慶祝即將到來的對於易得邁人3的屠殺。但是這個詞組，弗萊繼續寫道：“早已超越了這個語境並且進入了很多新的語境，這些新的語境賦予人類尊嚴，而不是僅僅反思它的盲從。”4通過這樣的闡述，弗萊把“共鳴”的概念擴展到詞組和句子以外。戲劇或故事中的一個角色，比如哈姆雷特，或卡羅爾筆下的愛麗斯，也可以有共鳴。他還說，東西可以有共鳴，國家也不例外：“希臘和以色列，這兩個被割裂的國家，它們地理上的最小細節都會讓我們良心不安，除非有一天它們出現在我們想像世界中的地圖上，不論我們是否見過這兩個國家。”5

在談到“共鳴”的來源時，弗萊總結說隱喻是它的動力，也就是說，詞組、書、角色或歷史都具有組織不同態度或經歷的力量，並且可以賦予它們以意義。於是，雅典成為優秀文化的象徵，哈姆雷特代表了猶豫不決的憂思，愛麗斯的漫遊象徵著在無意義的語義世界中尋求秩序。

我們暫且離開弗萊（相信他不會有意見），但他所用的“共鳴”這個詞還會伴隨我們。我認為，任何一種媒介都有共鳴，因為共鳴就是擴大的隱喻。不管一種媒介原來的語境是怎樣的，它都有能力越過這個語境並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語境中。由於它能夠引導我們組織思想和總結生活經歷，所以總是影響着我們的意識和不同的社會結構。它有時影響着我們對於真善美的看法，並且一直左右着我們理解真理和定義真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