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的學校生活(10)

請注意在這裏周作人承認“經過考慮”，可見他是權衡過名譽地位、掂量過利弊得失，才下定決心“答應”賣國投敵效鷹犬之勞的。他反覆“考慮”的究竟是什麼呢?究竟是何等致命的因素，比東洋指揮刀更厲害的因素，使得周作人喪盡天良，就任偽職“督辦”的呢?後人不必妄作揣測。還是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錄》中揭開了這個老底。他一語道破了“考慮”的根本原因：“該職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晉一級加四百圓，至二千圓為止。”必須說明，舊時代行政官員分四等：特任、簡任、薦任、委任。日本侵略者給周作人定的身價不算低，一上台就是頭等達官，月俸1200圓，是他原有薪金的兩倍(合今人民幣3６０００元)。而且還有顯赫的前途等着他，晉級可以一直加到月俸2000圓(合今人民幣6萬元)。如此在和平時期他做夢也得不到的橫財，今日明晃晃地擺在他眼前了。這才是致命的誘惑，比東洋指揮刀更厲害的誘惑。試想：在北京居住了十幾年的八道灣大四合院裏，周作人名為清靜淡泊，實則豪華揮霍的士大夫生涯，每月所耗費至少700銀圓(合今人民幣2萬多元)。就為了這樣用成堆銀錢壘起的“新生活”，他不惜屈從悍婦、犧牲長兄、脅迫老母、逼走三弟，獨佔家產。現在天下鼎沸、國難當頭，周作人卻幻想在危巢之下保全自私的“完卵”。如此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晉一級加四百圓，至二千圓為止”，身價陡增，不由得周作人不動心。無視漢奸偽職的遺臭萬年，只顧一時的榮華富貴了。知情者回憶：周作人在擔任偽職“督辦”期間，躊躇滿志，招搖過市。他穿着日偽的軍裝檢閱偽新民會青少年團；他到南京出任傀儡政權偽國民政府委員，晉謁大漢奸頭子汪精衛；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竟然寫了《先母事略》津津樂道“作人蒙國民政府選任為委員，當赴首都謁主席”等等。從逢場作戲到假戲真做，已昏昏然不知天下有羞恥事了。作為鮮明的對照，我只要舉出兩位先賢：一位是老舍先生，一位是陳寅恪教授。老舍先生應召單身奔赴國難，賢妻愛女淪落北平，熬受千辛萬苦而寧死不作亡國奴，由此浩劫他寫出經典之作《四世同堂》，可謂字字血淚。陳寅恪教授1941年由西南聯大應邀往歐洲講學，途經香港遭遇太平洋戰事起，日方和漢奸陳璧君都來逼迫他投敵，日偽組織還曾以40萬港幣誘引他主持“東亞文化協會”，替日偽審定中小學教科書等，陳寅恪教授一概嚴辭拒絕。當時他身上連離開香港的旅費都沒有。歷經艱險回到西南聯大，物價飛漲，教授們的月薪還不夠餬口，但他寫出了最高水平的學術論著。比起當時陳寅恪視為糞土的40萬港幣巨資來，日偽賞賜周作人的月俸1200圓或最高2000圓，不過是喂蒼蠅的腐屑罷了。幾十年間，不僅周作人自己，還有一些文人雅士也反反覆復為他辯護。說來說去，無非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少一點反動行為”，“人才難得”云云。面對老舍、陳寅恪等先賢，這些辯解顯得多麼無力，更多麼無理。雖說社會應該寬容，但是人格有條基準線：不能為“權”為“錢”而干出反民眾、反仁道的劣行。越過這條界線就不及格，就不復為人了。愚意以為“昏”有兩大毒害，汪精衛、周佛海昏於權，周作人、張資平昏於錢。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燕京大學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同時在我國淪陷區對英、美勢力所經營的工廠、商店、學校、醫院、教堂等強行全面佔領，所有僑民包括神父、牧師等全部關入集中營。據侯仁之《燕京大學被封前後的片斷回憶》一文記載：教會學校中，純粹由英美人主持校政的全部停辦了，如燕京大學（美國人司徒雷登主持）；又如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美國人胡恆德主持）；以及崇德中學等這些跟美國有關聯的學校，全部封門停辦了。司徒雷登等人都送進了日軍集中營。燕京大學封門之後，一時學生、教授、工作人員等無處可去。失學、失業，交通阻隔，又不能一下子全撤退到大後方；即使有能力南下，也不能一下子撤離，要秘密離開北平，輾轉越過封鎖線，還要有人帶路，冒着生命危險。而且當時南下到後方去，或走河南、安徽，或走浙江西面，或走水路溫州……都要找到關係才能走。後來燕京大學師生雖有一部分到了四川成都又辦起“華西燕京大學”，但另一部分還留在北平市。一些學生分別進了其他院校，如輔仁（法國教會大學）或中國大學；教授中有些逃亡到了南方，有的到輔仁大學教書，政治系張東蓀、新聞系劉豁軒等人到了中國大學；也有到偽北大任教的，如容庚。在這期間，好多教授還被日本侵略軍逮捕關過監獄。1941年12月8日早晨，陰霾籠罩北平，日本侵略軍從西苑兵營奔赴海淀，包圍並佔領燕京大學，對在校師生實行“甄別”，隨後將大部分師生逐出校門。15名教職員及十餘名學生先後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職員是：司徒雷登、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蔡一諤、周學章、洪煨蓮、鄧之誠、陳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趙承信、蕭正誼、劉豁軒等，他們被關押到北平炮局日本憲兵隊監獄。被逐出校園的師生，有些陸續潛往內地，到四川成都進入華西燕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