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的學校生活(11)

貧賤能否移，威武能否屈1942年以後最艱難的歲月中，用玉米莖、豆餅、花生皮、各種“倉底”等磨成的“混合面”，也就是從前喂牲口都不如的東西，配給供應，成為北平老百姓通常的食物。兒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湯麵或兩三個芝麻醬燒餅，也都要煞費苦心，很難辦到。馮承鈞先生是國內外聞名的歷史學家，癱瘓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為了生活，為了學術，也為了青年，還要支撐着上課。同學們就到他家中，圍着病床聽先生用微弱的聲音講授《西域史》，這正是吃混合面年代的事；其後不久，先生就去世了。《中原音韻》的作者、著名音韻學專家趙蔭堂先生，窮得整個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麵條一樣從袖口落下來。上課時不好意思，一會兒塞進去，一會兒又落下來，哩哩啦啦，弄個不停。幾支最次的捲煙，還要限制定量同夫人分着吸，而且常常為此爭吵。甲骨、金石學專家容庚老先生，到學校去坐不起車，冬天頂着大北風，騎着破自行車，從宣武門外老牆根東莞會館到沙灘上課。鮑文蔚先生在沙灘文學院做法文系主任，家搬到東板橋小衚衕中，再也用不起廚子、女傭等，只好委屈鮑師母自己親手做飯。先生也無錢坐車，只好天天“開步走”去上課了。只有周作人、錢稻蓀等個別教授投靠偽政權當了奴才，過着奢侈的生活，成為可恥的漢奸。抗戰後期水深火熱日偽機關對一些職員每月配給半袋麵粉，勉強維持活命。每月配給偽師範大學１２００袋麵粉，但不給大米。所以師大夥食最好的就是饅頭，早起不能吃稀飯，只能吃疙瘩湯。1100多名窮苦學生，加一些職員、工友，靠日本侵略者掠奪中國農民的糧食之後施捨的這一些殘餘過日子。混合面蒸出窩頭是灰色的，吃到嘴裏如嚼花生皮等物，難以下咽。1942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者擴大戰場，物資缺乏，偽聯銀券開始猛烈貶值，物價大漲，糧食極為困難。到年底，玉米面已漲到每斤1元5角，較“七七”事變前上漲20—30倍，較淪陷第三年1939年上漲11倍。亂世物價不停上漲。1943年春夏之交，農村青黃不接，糧食最緊張時，北京糧市官價：小米每石285元，玉米每石195元，高粱每石234元，黑豆每石183元。但均“有行無市，有市無貨”。各糧店前櫃放的都是空笸籮，按照限定的“官價”壓根兒買不到。糧食都秘密藏起，通過熟人賣高價，囤積居奇的糧商都大發其財。1944年夏天，玉米面漲價到每斤5元，不久又漲價到5元8角，小米漲價到每斤6元，大米每斤22元，油每斤45元……其他物價，也同步飛漲。1942年到1945年北平知識階層的經濟生活狀況，我們還可以從當時保留下來的一些書信中得到第一手歷史資料。《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載有1942年5月15日傅增湘從北平給張元濟的信中說：“弟私藏弘治本《宛陵集》，欲得番銀（陳註：日本錢）千番，不過易米六、七石耳，兄能為我玉成之否?”每石米156斤，六七石米即1000斤米左右，說明當時每斤米價格為一元聯銀券。1943年3月信中說：“筆耕亦我輩本色，但倚以為生，亦未易言……惟物價大昂，字價亦應增加耳。”信中“大昂”二字，其猛漲可知矣。1944年1`月信中說：“今年北方物價增至十倍，人人皆知窮困。家用從前月費六百金，今乃至五千餘金。而一切日用皆刻苦萬狀。往往當食而嘆……送舍妹全家回川，行七十日而抵渝。用至一萬四五千金。了一心事，不然糧貴至此，亦養不活矣！”這是著名藏書園老人的經濟情況，至於一般小職員等，則無不掙扎在飢餓線上。1944年至1945年，日偽經濟趨進最後崩潰。聯銀券發行“孔子像”與“天壇圖案”的500元大鈔，民間流行順口溜道：孔子逛天壇，五百當一元；千元一出現，小鬼就完蛋！1945年7月，玉米面每斤價1000至1400元。聯銀券千元面額大鈔，印好尚未出籠，日本已投降了。日本投降，北平市民無限歡欣，但這歡欣也只是暫時的。過了沒有多久，重慶接收大員陸續到了北平，老百姓手中的偽聯銀券要兌換成重慶政府的法幣、關金券。1945年11月，中央銀行公佈偽聯幣按5∶1的比例摺合法幣，北平的物價隨之應聲上漲，人民的經濟利益又遭到盤剝。**根據地的供給制**根據地的供給制從1927年秋，中國工農紅軍建立井岡山根據地開始，**部隊和機關就實行軍事**的“供給制”，根據地的企業有的實行完全供給制，有的實行供給制—工資混合制。供給制下的人數，在土地革命時期有幾十萬人，抗日戰爭時期上百萬人，解放戰爭時期擴展到幾百萬人。1931年11月，中國**在江西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簡稱“蘇區”，乃是農民起義的地方割據政權，紅軍日益壯大。1932年**軍委發佈訓令，統一規定紅軍部隊伙食費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糧1斤6兩（舊秤1斤＝16兩），菜金3分錢，相當於每月3銀圓(約合今人民幣90元)。出差人員伙食費每人每日大洋2角(約合今人民幣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