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起點：清末洋務學堂(2)

北洋水師學堂完全公費，不僅全免食宿費用，每個季度發給制服，還每月發給贍銀4兩（約合今人民幣560元），“俾一經入選，八口有資，貧寒之家，咸知感奮”（據張燾《津門雜記》中卷）。也就是說，當時每月贍銀4兩可供一個大家庭——老少八口之家的基本生活費，由此招募優秀人才入學。這些學生就成為大清水師（海軍）的後備隊。江南水師學堂的駕駛科和管輪科各招60人，以20人為一班，四個月的試習后，再根據英語程序分為三班。列入第一班的，除食宿外每月每人發給贍銀4兩，第二班發3兩，第三班發2兩。在堂試習未滿四月的，只免食宿費，不給贍銀。（20世紀初物價略漲，一兩白銀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100元，1塊銀圓約合今70元。）洋務學堂並不景氣科舉制度的千年傳統“學而優則仕”，凡有財力可供讀書的人家，無不盼望子弟由科舉中試做官，由童生到秀才到舉人到進士，才叫做“正途”。而洋務學堂則被認為是“旁門左道”，受到恥笑和非議。再有，從達官貴裔到士農工商，一般出於對西學的隔膜無知，對西方的懷疑、忌諱和仇視，普遍不願“師事夷人”。如魯迅《阿Q正傳》所描寫的，念洋文讀洋書者被稱為“假洋鬼子”，甚至遭人辱罵。這種鄙視西學的風氣，全國皆然。李鴻章曾就北洋水師學堂招生的困難感嘆道：今入學堂者等於術藝（陳註：不是正經讀書而是技藝），即一二拔出，亦不過兵官右職，不得比於正途。……中國士大夫由來囿於積習，清門舊族，目矜地望，未必肯以子弟充當學生。（引自張俠等《清末海軍史料》，海洋出版社，第603頁。）洋務學堂的開辦章程中也表示擔心：“初次挑選，恐讀書世家子弟尚多觀望遲疑不肯應試者。”因此，便以優厚待遇來招攬學生，不僅全免食宿費，還給以贍養家庭的“贍銀”資助。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初定“月給贍銀一兩”，購買力相當於今人民幣140元，這在城鄉百姓貧民的心目中，可不是一筆小數目。洋務學堂的“招生章程”四處張貼、散發，還刊登在《申報》、《萬國公報》等報刊上，以廣招徠；主辦者並親赴上海去挑選學生。即使如此，仍是投考者寥寥，且素質不佳，以致原定招收的60名尚不能滿額。不得不在第二年再度公告招生，以增加贍銀到“月給四兩”（合今人民幣640元）來吸引考生。這四兩銀子的購買力，相當於當時一個“八口之家”每月的最低生活費。李鴻章署名發出的招生告示中稱：茲距開館一年有奇，學生造詣，漸有端倪，惟額數未滿，投考者或資質平庸，或年紀過大，終少出色之材。細揣情由，似由贍銀少薄，未足招徠。今本大臣將該堂原定章程，學生“月給贍銀一兩”改為“月給四兩”，俾一經入選，八口有資，庶寒峻之家咸知感奮。……學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當從優奏獎，破格錄用。（引自張燾《津門雜記》卷中，《水師學堂》第67頁。）上海《申報》曾於1883年3月16日《津門近信》欄刊登關於北洋水師學堂的一則消息，內云：“茲悉水師學堂原定章程似嫌太密，刻已通融辦理，但使年歲合例，能作一‘起講’者即便收錄，試學三月再定去留。水師、管輪各堂均收有六十人矣。”然而，依靠“增加贍銀”的物質刺激招徠的學生，大多是下層貧苦子弟，其中為謀衣食而來者不少，素質較差，以致有人諷刺洋務學堂是“濟貧之院”。李鴻章也承認，北洋水師學堂創辦之始：“其時北方風氣未開，學生入堂之初，非惟於西語、西學咸所未聞，即中國文字亦僅粗通。”（引自馬建忠《上李伯相複議何學士如璋奏設水師書》，載《適可齋記言》卷三。）以這樣粗淺的文化基礎，新生在3至5年內，要學會外國語、數學及各項專門技術知識，還要兼習中文，課業負擔很重。加以學堂的管理缺乏經驗，學生良莠不齊。雖如此，仍培養出一些人材，如後來創立南開大學的張伯苓，就是1895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周樹人及二弟周作人曾分別於1898年和1901年進入江南水師學堂。同文館的師資薪水按照原規劃，同文館的“教習”（師資），創建之初暫聘外國人擔任，逐漸由本國人代替。后因課程擴充，大部分學科又無中國人能夠講授，只好繼續聘請外籍教習，僅中國語文和算學二科，由中國教習擔任。而中國教習的出路還是擔任行政官職（知縣等），所謂“仕途”。據《清會典》第一百卷記載：凡教習有延訂者、選舉者、考充者。總教習及洋教習，就各國儒士中延訪；其通洋學之漢教習，由各直省選舉。其漢文教習，就京師咸安宮宗室景山八旗已取未傳館之教習招考充當，額三人。總教習一人。洋教習視各館學生多寡為定。學生有由滬粵同文館及直省咨送者、由生監送館者，准其咨送順天鄉試。總教習、洋教習則優其薪俸；漢教習則視其成效，二年一保，又二年奏請優敘焉。教習滿二年者，無論舉貢，皆奏請以知縣用。又二年，則奏請分省，遇缺即補，並加銜。同文館規定：洋人總教習領取高額俸銀，每月1000兩；年俸12000兩。而洋人教習的月薪每月幾百或幾十兩不等，明顯高於中國教習很多倍。華人中文教習每月僅給薪水12兩銀子，合每年144兩。同治八年（1869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被任命為總教習（教務長）直到1894年，教齡（職齡）長達25年。京師大學堂建立后，丁韙良又擔任大學堂總教習。1916年丁氏逝世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