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根據地的供給制(2)

延安“魯藝”的經濟生活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起初名為魯迅藝術學院，通稱魯藝）創建於1938年4月，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結束，共存在八年。1938年，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聘冼星海來任教。冼星海夫婦到延安后，受到“敬若上賓”的待遇，住進延安最好的西北旅舍。遭到敵機轟炸之後，他就搬到魯藝去了。冼星海在魯藝擔任音樂課程，分配到兩孔比較好的窯洞居住。從前他以為窯洞又臟又局促，可能就像城市貧民的地窖。但實際並不盡然，跟上海石庫門樓房的亭子間相比，窯洞裏空氣充足，光線也夠，不同的只是天花板（應說“天花土”）是穹形的。後來他更體驗到窯洞裏面冬暖夏涼的好處。冼星海夫婦開始也吃小米飯了，“這飯不好吃，看來金黃可愛，可是吃起來沒有味道，粗糙還雜着殼，我吃一碗就吃不下去了，以後吃了很久才吃慣。各方面的生活我也跟他們一樣，我開始學過簡單的生活。”冼星海回憶，他在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的日常生活是這樣：“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頓飯和晚飯後二小時左右的自由活動，其餘都是工作和學習。他們似乎很忙，各人的事好像總做不完，我住在窯洞裏，同事、同學常常來看我，我也到他們的窯洞裏去。他們窯里佈置簡單，一張桌子，一鋪床，幾本或幾十本書和紙張筆墨之類，牆上掛些木刻或從報章上剪下來的圖片，此外就沒有什麼了。大家穿着棉軍裝，留了發卻不梳不理。”（見冼星海：《到了新天地》，原載1940年延安《中國青年》2卷8期）生活既安定下來，他就開始寫《黃河大合唱》等作品。冼星海的學生陸友回憶說：“1938年秋，冼星海到延安魯藝任教。正逢魯藝第二期音樂系學員將結業，他熱情地向同學們作了數次音樂講座，深受同學們歡迎。第三期音樂系開學之初，我被留校工作，因與先生相識，系領導及黨支部要我對先生多加照顧。他與夫人錢韻玲住在西坡面東的兩孔窯洞，我常去問候。他對當時延安艱苦的生活是適應的。每當談起生活，他總是說：‘可以了，要革命就不能怕苦嘛!’有時還風趣地說：‘我的待遇比你們高多了。’這是指當時供給制時他每月可領到五元津貼作零花錢；而我們學員和一般工作人員每月是一元二角。有時先生還端出一小鍋紅燒肉說：嘗嘗吧，這是韻玲給我燒的營養品。”（見陸友：《充滿樂感的人——憶冼星海同志》，參看《延安魯藝回憶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年。）從上海來的周揚，起初擔任魯藝文學系主任，后又當了魯藝副院長。何其芳、沙汀、舒群、嚴文井、周立波都在魯藝文學系任教，後來，舒群、何其芳都當過文學系主任，張庚是戲劇系主任，呂驥是音樂系主任。李煥之在《嚮往與追求》一文中回憶了他於1938年8月4日初進魯藝時的情況：“窯洞，多麼別緻的集體宿舍，班長把我安排在靠窗的第一個床位上。我沒有被子，只有一條線毯，那還是離開香港時朋友張廖之送我的，它陪伴了我北上的旅程。好在八月的氣候還很熱，但夜裏就有點涼了。我把一塊黃斜紋布當床單，把書和衣服當枕頭。吃過午飯，天氣好極了，明亮而炎熱的太陽曬滿了窯洞門前的空地。同學們都紛紛上炕睡午覺，我在南方生活慣了，沒有睡午覺的習慣，於是抱着普勞特的《和聲學》坐到窯洞前有陰涼的地方，準備開始新的學習生活。但是，赤日炎炎正好眠，看來在北方生活，不午睡是不行的。”杜粹遠在《憶魯藝》一文中寫道：“我1938年9月2日由陝北公學考入魯藝二期音樂系。對於我這個到革命聖地延安不久的幼稚的中學生，一切都新鮮。我們的生活很簡樸，每人一塊小木板可以做桌子，又可以當凳子。上大課或開全院大會，我們就坐在小木板上聽課，有時還拿着磚頭墊高坐，或乾脆坐在地上，全神貫注地聽課。吃飯就用茶缸；在會餐時，洗臉盆還是用來盛肉菜的大餐具。每月一塊多錢的津貼費，買些日用品。有時大家湊錢到各機關合作社的飯館去會餐解饞。我們的生活無憂無慮，而且走到哪裏都可以聽到我們歡樂的歌聲。早晨上操，我們練習爬山，誰先登上山頭，就為下邊的同志加油。誰生病，廚房就做病號飯，做碗麵條，煮個荷包蛋。彼此之間像兄弟姐妹一樣，我們就是生活在這樣的革命大家庭中。”1939年初，黨中央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魯藝全校教職員工上山開荒。身體不好的同志留下干輕活……後來，勞動生產的門類擴大了，就不讓女同志做重體力，組織女同志織毛衣、紡線，最快的一天可織一條毛褲，紡四兩一等線。延安平地少，蔬菜種的不多，做不到一天一人一斤菜，就采野菜補充。延安的冬季是很冷的，白天學習室里有盆炭火倒還可以；但由於一天只發一斤多木炭，晚上必須熄火，一到夜裏，盆、罐的水都結成冰塊。我們雖然睡的是炕，但不能燒火，涼炕越睡越冷，所以一入冬就必須打草墊子才行。大家在附近山坡上打草，忙了半天，割回很少的蒿草。蒿草不如茅草暖和，很多同學拿了刀和繩子去，看到了好大一片茅草地，草又高又密，……每個炕上鋪一層厚厚軟軟的草，晚上大家睡了一個香甜的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