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致命的自負》（中）
哈耶克曾在1979年2月的一次談話中談到過《致命的自負》的來龍去脈：
大約一年前，我突然有一個想法，也許時機已經到了，有必要組織一次大規模的公開辯論，討論一下“社會主義是不是一個錯誤？”這個問題。有12位朝聖山學社會員支持我，願意出面作為正方，我們的計劃是激出另一組人作為反方，跟我們公開辯論。
但這卻不大行得通，有兩個理由。第一，像這樣的事情，像我所設想的規模，花費太大了。顯然，資本家對於從思想上捍衛資本主義，並無興趣。但這不是主要問題所在。
當我們在香港召開朝聖山學社會議的時候，遇到了更嚴重的問題。當時大家提出，如果由我們挑選反方，不具備可信性。作為這場辯論的一個開端，大家請我用書的形式寫出我們的看法，然後給我們這邊的十二位隊員，予以細化，根據他們的批評意見，精編為一本篇幅不大的書，以此作為我們的發言，邀請另一方組織自己的辯論隊來跟我們進行公開辯論。[7]
哈耶克形成進行公開辯論這種想法，是在剛寫完《法、立法與自由》、緊接着又寫完《人類價值的三大源泉》那會兒。他自己覺得，正是《人類價值的三大源泉》一文的關鍵看法，使他形成了搞公開辯論的想法，這一關鍵看法就是他在將那篇演講收為《法、立法與自由》一書的跋文時在最後一部分加上的一句話：“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拂逆自己的**的情況下才變得文明起來的”[8]——“我想，這就是我的整個觀點的基礎——創造文明的，不是我們的理智，而是馴化我們身上很多與文明相抵觸的本能。”[9]資本主義是有違人的天性的。開放社會所需要的道德規範不可能與人們從原始時代遺傳下來的野蠻本能相一致。
哈耶克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來準備那場大辯論。按照他的計劃，朝聖山學社一方辯論隊組成人員包括鮑爾(Bauer)、詹姆斯·布坎南、羅納德·科斯、米爾頓·弗里德曼、阿明·古陶斯基(ArminGutowski)、拉爾夫·哈里斯(RalphHarris)、埃米爾·金格(EmilKüng)、加斯東·萊杜奇(GstonLeduc)、沃倫·納特爾(WarrenNutter)、約阿奎因·里格(JoaquinReig)、本·羅基(BenRogge)、阿瑟·申費爾德(ArthurShenfield)和克里斯蒂安·沃特林(ChristianWatrin)，而他覺得，社會主義一方的辯論隊成員可能包括詹姆斯·米德、諾姆·喬姆斯基、萊澤克·科拉考斯基(LeszekKolakowski)、阿瑟·劉易斯(ArthurLewis)、岡納爾·繆爾達爾，米高·哈靈頓(MichaelHarrington)，讓-保羅·薩特則是可能的替補隊員。雷蒙·阿隆(RaymondAron)則已經同意出任辯論賽的主持人。
1978年，哈耶克詳盡提出了他的辯論賽計劃，並邀請不少具有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傾向的學者來參與其事。他曾寫信給弗里德曼，但弗里德曼由於正專心於錄製《自由選擇》的電視系列片而無法參加。哈耶克又給弗里德曼寫了第二封信，說弗里德曼是他最不可缺少的人，並強烈呼籲弗里德曼來幫他的忙。
弗里德曼在他寫給哈耶克的第二封信中解釋了他為什麼無法參加的原因，顯示了他的尊敬、謙遜和遠見：
我當然衷心支持您在巴黎與社會主義者當面對質的計劃。但我這邊實在是脫不開身。我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抓緊完成跟我有關的一個電視系列片。我已經寫信高速過您，這套片子非常費事。更重要的是，從您的計劃來看，這場辯論賽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問題是，它不能只靠我一個人，而是要靠……不少人——六七個人，甚至更多。而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緊，大概沒有多少自由支配時間，因為我們必須趕在預定時間，即1979年秋天之前，錄完這套節目。
我之所以寫這麼多話解釋我們的情況，是要讓我清楚，我之所以無法去參加那個活動，不是因為我對您的計劃缺乏熱情，而純粹是因為我無法從目前的事情中脫身，這件事可能沒有您的計劃更重要，但離了我卻更加無法繼續下去。[10]
哈耶克設想的辯論賽最終沒能舉行。《人類價值的三大源泉》被作為《法、立法與自由》的跋文而於1979年正式發表的時候，哈耶克在文章最後加了一句話：“在結束這篇跋文的時候，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這不應當是結語，而應當是一個新的開篇。但我不敢奢望上天是否會假我以時日。”[11]但他又在《法、立法與自由》的三卷合訂本的前言中說：“我曾在結尾說過，我在跋文中所說的，不應當是個結語，而應當是一個新的開篇。我很高興自己現在可以說，事實確實如此，那篇跋文正是我現在剛剛完成初稿的一本新書的概要。”[12]
哈耶克用了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來寫作《致命的自負》，但最後卻一直沒有定稿。它是由一篇相當簡單的辯論賽發展成為一本專著的，跟《自由憲章》和《法、立法與自由》一樣，也分為三部分。《致命的自負》曾經數易其稿，其中一稿的標題是哈耶克從亞當·斯密的書中摘出來，《過分的自負》(theoverweeningconceit)，他認為，斯密用這個詞形容的是某些過於傲慢的知識分子，他們相信，他們設計出來的社會會比競爭性市場更優越的。[13]
《致命的自負》的手稿，有兩個最基本的版本。關於第一個版本，布坎南是這樣說的：“80年代初期，哈耶克教授的計劃似乎已經初步完成。斯蒂夫·佩約維奇出面組織，自由基金會資助，在離哈耶克三十年來每年夏天度假的地方、奧地利的奧貝爾古爾格爾開了個小會，旨在協助哈耶克進行最後階段的準備工作。會議在1982年8月舉行，我們有15個人與會，包括皮特·鮑爾、羅納德·科斯和喬治·斯蒂格勒等人。我必須說，我們對我們看到的這個手稿並不怎麼滿意，而作為批評者，我們也對哈耶克教授保持着最高的敬意，所以我們覺得，我們不能推薦它公開出版。”[14]哈耶克拿出的《致命的自負》的第二個版本，是他在1982年後半年及1983年、1984年及1985年他因患病而被迫永久停止研究之前，反覆修改出來的。
最後付梓的《致命的自負》卻是經由威廉·沃倫·巴特利三世之手編輯定稿的，這在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巴特利是哈耶克自己認可寫作自己傳記的學者，是他的文集的總編輯。哈耶克在1985年病倒后，巴特利在《致命的自負》上的作用，就遠遠比最初設想的要大。巴特利還沒有寫完哈耶克的傳記，就於1990年2月去世了。《哈耶克文集》的助理編輯斯蒂芬·克里斯奇成為文集的總編輯。而一位退休商人沃爾特·莫里斯在發起和資助《哈耶克文集》的出版工作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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