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波普（上）

哈耶克在英國的最後一年離了婚，這件事讓他跟羅賓斯的友誼令人痛心地破裂了。在戰時致卡爾·波普的一封信中，哈耶克形容羅賓斯是“他最親密的朋友，他非常珍視他的意見”[1]。但這種愉快的狀態沒有持續下去。1949年，哈耶克離開了他的第一位妻子赫拉，1950年在阿肯色州與她辦理了離婚手續，他專門跑到這個地方，因為這裏的離婚法律比較寬鬆。幾周后在維也納，他娶了第二任妻子海倫娜。

羅賓斯認為哈耶克對他的第一任妻子太薄情了。兩人的嫌隙不斷加深。羅賓斯退出了朝聖山學社。在1950年的一封信中，羅賓斯寫道，“我覺得，他[哈耶克]的那種做法與我心目中對他的認識不符，也與我們20多年來的交往中我所敬重的他的道德標準不符。我覺得，我認識的那個人已經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繼任者，我就會覺得難以忍受的痛苦。”[20]直到赫拉·哈耶克去世后，兩個人才開始尋求和解。1961年在哈耶克的兒子拉里的婚禮上，他們兩人才重新建立起友情。

哈耶克和羅賓斯的決裂對於倫敦經濟學院和英國的經濟自由主義學術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兩位領導人物分道揚鑣，哈耶克離開了英國。整個50、60年代，羅賓斯逐漸走上他在30年代所反對的凱恩斯的中間路線，從而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消退了。不過，作為英國權勢集團的棟樑，他對現實的影響力則大大提高了。從1961年到1963年，羅賓斯出任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曾提出大幅度擴張高等教育體系，他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實權人物。而在50、60年代，哈耶克則被英國人遺忘了。這一時期，由阿瑟·塞爾登擔任負責編輯事務的所長的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是英國境內唯一一家繼續宣傳他和他的著作的機構。

在倫敦經濟學院唯一保留下來的是與波普的友誼，這部分是由於，哈耶克與前妻兩人跟波普的友情，既沒有與羅賓斯和倫敦經濟學院其他人那樣長，也沒有那麼深厚。波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進入倫敦經濟學院的，並在哲學系任教。

波普對哈耶克在生活上提供給他的幫助深表感激。在倫敦經濟學院紀念哈耶克的一次會議上，哈耶克回憶了他們第一次相遇的情景：

我與弗里茨·哈耶克的畢生友情始於1935年9月或10月份，當時，我在他在本學院的研究室門口認識了他。他只比我大3歲，我在維也納就聽人說起過他；但我們從來沒有碰過面。他很年輕，但很有名，而我則是個籍籍無名的學校教師。當時在維也納教授政治理論的漢斯·凱爾森教授替我寫了封推薦信，凱爾森告訴我去找哈耶克，但又說，他跟哈耶克並沒有見過面。

於是，平生頭一次到倫敦后，我立刻去拜訪哈耶克，我一點信心都沒有。但哈耶克對我不光是友善而已。他告訴我，他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哈貝爾勒曾對他說，一定要讀我一年前在維也納出版的那本書[《科學發現的邏輯》]。於是，我就給了他一本；他向我保證會立刻拜讀，如果我下周回來，他就會讀完。我回來的時候，他已經讀完了，非常認真……在這第二次會面的時候，我主要討論我的這本書，他請我在他的研討課上宣讀一篇文章。你們可以想像，這對我是莫大的激勵。[3]

在1943年12月的一封信中，波普寫道，哈耶克“對我始終不渝的體貼照顧，不誇張地說，改變了我的一生。”[4]幾天後他又寫道，“沒有誰會比我更感激哈耶克”[5]。波普在自傳中說，他的朋友恩斯特·貢布里希“與哈耶克給了我最慷慨的幫助(自我認識他后，我一共只麻煩過他幾次)，”為他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找到了出版社，而這本書成為波普最著名的著作。波普繼續讚美說，“對這本書，他們兩人寫下了最熱情的書評。我覺得，這兩人拯救了我的生活，我一直是這麼想的。”[6]

波普能在戰後保住高級講師的職位，哈耶克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哈耶克把他的《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1967)[7]一書題獻給波普，波普則把他的《猜測與反駁》(1963)題獻給哈耶克。

哈耶克則表示，他在思想上極大地受益於波普。在一次訪談中，哈耶克說，

引領我進入我現在幾乎有點不大情願稱為哲學——我覺得科學方法這個說法更貼切——的領域的，是馬赫的哲學。它曾主宰了維也納的哲學討論。它是維也納小組的開端，我從來沒有加入過這個小組，但跟其成員有密切關係……

讓我改變看法的是社會科學家們，遵循奧托·諾伊拉特(OttoNeurath)思想傳統的科學專家們，他們對經濟學的認識非常極端、非常幼稚，正是看到他們的表現，我才意識到，實證主義可能是誤導性的……我曾以為，問題出在他太極端了，但我很快就認識到，並不是這麼簡單……

我擺脫它確實費了很長時間。我是在離開維也納、到達倫敦后，才開始系統地考慮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問題的。我逐漸認識到，在這一領域中，實證主義絕對會使人誤入歧途。

我從倫敦回到維也納跟我的朋友哈貝爾勒進行討論的時候，我向他解釋說，我已經得出結論，對於我們的目的而言，馬赫的實證主義可不是好東西。當時他對我說，“啊，有一本非常好的新書，是一個叫卡爾·波普的人寫的，談的就是科學研究的邏輯。”我對這本書非常滿意，因為它確證了我已經形成的那種看法。

英國經濟學史家、經濟理論家泰倫斯·哈奇遜(TerenceW.Hutchison)認識哈耶克和波普，熟悉他們的著作和思想，他曾深入地討論過哈耶克的方法論觀點的發展歷程。哈奇遜把哈耶克的方法論思想區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第一期哈耶克”——持續到1936年，遵循的是維塞爾和米塞斯的觀點；而第二階段——“第二期哈耶克”則始於1937年，融會了波普的觀點。

在學術生涯的早期，哈耶克幾乎完全遵循米塞斯-維塞爾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堅持認為，知識對人來說是內在的、給定的。經驗發現可以用來證實理論，但並不能駁倒理論。經濟學理論乃是以不證自明的公理為基礎的。理論先於經驗觀察。哈奇遜引用過哈耶克在《集體主義經濟計劃》中說過的話：“為解釋社會現象，我們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實乃是我們共同的經驗的一部分，是我們思想的材料的一部分。在社會科學中，它是不需要爭論即可掌握的複雜現象的基本組成部分。在自然科學中，它們最多只能猜測出來。這些基本組成部分與其說是確定的，不如說是複雜現象的某種規整性，正是它們，構成了社會科學中的真正的經驗因素。”[9]

哈奇遜說到，在1935年為《集體主義經濟計劃》所寫的導論中，哈耶克在兩個“最關鍵的問題上”“非常接近”維塞爾和米塞斯，即，“1)‘經濟學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實’是不可證偽的、是駁斥不倒的；2)強調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方法和基本假設上的根本對立——維塞爾、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他們幾乎同樣乖戾地強調這種對立，”[10]。維塞爾、米塞斯和第一期哈耶克都認為，由於經濟學的知識是不證自明的，因而經濟學有可能提出比物理學更精確的命題。

“第二期哈耶克”則信奉一種更具有波普色彩的觀點。當然，重要的並不是觀點的淵源，而在於觀點本身。哈奇遜特彆強調他“拒絕猜測思想之間互相影響的痕迹”[11]。哈耶克1937年寫的《經濟學與知識》就是打算解釋，為什麼他不能接受米塞斯的先驗主義。在《經濟學與知識》一文中，哈耶克堅持一種更具有經驗主義色彩的方法，儘管他仍然繼續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哈耶克說，他從來沒有信奉過米塞斯的先驗方法。

人們對哈耶克和波普思想上的關係一直有所爭論，起因部分在於，波普曾經聲稱，至少是在他自己進入晚年而哈耶克也去世之後聲稱，他對哈耶克的影響要比大家一般認為的、甚至比哈耶克自己所想像的大。在上面所引的他回憶他與哈耶克第一次見面的情景的那篇紀念性講話中，波普接着敘述說，“對於作為經濟學家的哈耶克，我不想說什麼。但對哈耶克的兩部討論自由社會的法律框架的巨著……《自由憲章》和《法、立法與自由》，我倒可以說上幾句。我覺得，我對於他的興趣轉向這個方向發揮了那麼一點點影響——因為我在我們的交談中一遍又一遍地強調，要反對當時人們所說和批評的——尤其是米塞斯所批評的——保護主義或者說國家保護主義，就不能採取米塞斯的路線；因為，在一個複雜社會中，任何類似於自由市場的東西，只有在獲得法律、也即國家的保護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場’這個詞也必須永遠放到引號中，因為它永遠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約束或限制，只有藉助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夠正常運轉。”[12]也就是說，波普聲稱，哈耶克學術生涯后50年的主要貢獻——即闡述了法律對於確立或創建古典自由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乃是得益於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逐漸又恢復到了正常狀態，儘管與蘇聯的冷戰取代了與德國和日本的熱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美國的地位就迅速上升，它擁有核武器，佔有無可匹敵的經濟生產力，在大戰剛結束那幾年，佔有整個世界的領土的將近一半。

戰後，哈耶克到Gilbraltar進行了六個星期的社會考察，並撰寫了一份報告提交給政府。後來，英國政府又請他對塞浦路斯也進行一番同樣的研究，但他拒絕了。他積极參与了當時一個政治團體的活動，該團體名叫“爭取南蒂羅爾正義”委員會，要求意大利(一戰後佔領)將南蒂羅爾地區歸還給奧地利。哈耶克一生都向大眾媒體投稿，論述當時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

哈耶克從前的學生瑪爾約麗絲·格賴絲·哈欽森回憶說，1947到1948年間，她

有幸聽了哈耶克的一門課，講授“經濟學史導論”。在講課的時候，他喜歡踱來踱去，用一種閑談的語調說話，既不刻意強調，也不賣弄學問。他的記憶力很好，又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很多國家各個時期的哲學家、法學家、政治家和商人的觀念，由他講出來很吸引人。他的教室里總是坐得滿滿的，而他也總是能夠毫不費力地抓住他們的注意力。

這門課分20講，在第一堂課上，哈耶克給我們開出了一份他覺得對我們有用的閱讀書目，列入他的書目的作者有亞力山大·格雷(AlexanderGray)，愛德溫·坎南、詹姆斯·博納(JamesBonar)、熊彼特、奧古斯特·翁肯(AugustOncken)、雅各布·維納、查爾斯·吉德(CharlesGide)和查爾斯·瑞斯特(CharlesRsit)。他也向我們推薦埃利克·羅爾的《經濟學思想史》，儘管羅爾當時是位馬克思主義者。哈耶克用了8堂多課講授斯密之前的經濟學思想，哈耶克總是強調早期的學者們的重要性。不用說，我們這些正準備專攻經濟學史的人都受到他的鼓勵，努力研究經濟學誕生之初的思想。[13]

格賴絲·哈欽森也回憶說，哈耶克“用一般的術語區分了經濟學思想的兩大來源，哲學的，與經驗的或實踐的。這門課主要追溯這兩大思想流派的起源和發展及其之間的關係，從古希臘哲學講起，最後以凱恩斯收尾。”關於哈耶克的性格，她說他“謙恭有禮但又超然離群”，他非常熱心地幫助很多學生，包括她本人，使他們的學位論文得以出版。[14]

曾受教於哈耶克的亨利·托奇回憶說，40年代後期，他聽了哈耶克開設的《儲蓄與投資》課，當時學院的“氣氛是社會主義的，大部分學生都接受了工黨政府的資助，而休伊·達爾頓後來成了內閣部長。我記得哈耶克教授在他那門課結束的時候說了這些話，‘如果你們同意我的分析，那在考試時就這麼回答，但你們一定要給出自己完整的論證，因為我的看法並不是最後的定論，如果你的論證不有力，就要丟分。’學生們大聲叫好，這種事可不多見。”托奇也回憶說，1949年，哈耶克出席了羅賓斯的研究生研討課，他的評論性發言“簡短，直中要害，非常精彩”[15]。顯然，哈耶克與羅賓斯的關係正在惡化。這時候的研討課已經不復有30年代的盛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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