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通往奴役之路》（中）

哈耶克自己曾說，他之所以寫《通往奴役之路》，是想澄清一點：納粹主義並不是對社會主義的反動，而是社會主義本身發展的結果，而由於他的同事們都加入了戰時政府機關，因而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13]來討論這個問題，而這樣一件事也是迫在眉睫的。這本書是他自己為戰爭作出的努力，他覺得這是“我絕不能逃避的使命”[14]。由於不能直接投入戰場，他就間接地為戰爭做貢獻。在這本書中他發出的最關鍵的信息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不能相容。這一觀點貫穿全書，它把對社會主義失靈的討論，從經濟上的無效率，擴展到會取消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論點不是說，社會主義在經濟上不能維持(他和其他人已經進行過這方面的論證)，而在於，社會主義與自由勢不兩立。

在批評社會主義時他首先指出，社會主義是一種抵製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義的反動運動，儘管在1848年的歐洲起義中，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者開始與民主黨人結成同盟。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者正確地預見到，民主是未來的潮流，而任何企圖對社會進行徹底改造的運動，都不要指望能說服統治階級自願放棄自己的統治地位。由於與當時最進步的社會力量、呼籲平等的普選權的人士站在一起，社會主義開始被視為人類發展的下一階段。

然而，社會主義與民主之間的聯繫紐帶並不完全屬於政治上的權宜之計。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總是民主人士。英國的社會主義不同於歐洲大陸社會主義的傳統。在歐洲大陸，社會主義一般既不民主，也不信奉基督教。歐洲最重要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幾乎、甚至根本就不關心民主選舉，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者一般都是**主義者和無神論者。

在英國，情況則有所不同。托馬斯·摩爾1516年發表的《烏托邦》提出了一個真正的**社會的概念，而在17世紀英國的清教革命中，在比較溫和的主流思想運動之外，湧現出了一個比較激進的群體，被稱為“掘地派”或“真正的平等派”，他們要求實現土地共同所有。雖然這一運動很短命，但他們對私有財產的抗議卻並沒有被全然遺忘。

羅伯特·歐文生於1771年，卒於1858年，他通常被認為是英國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他第一個使用了“社會主義”這個詞。他支持“漸進地廢止和修改”不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而反對革命性變革。19世紀後半葉，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則信奉另一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希望工廠內部進行合作，而不同的工廠之間進行競爭。繼傑里米·邊沁之後，密爾成為英國進行政府改革的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守護神。英國功利主義者希望利用政府來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實際上，這是英國唯心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目標，而最後，政府成了最終的目標本身，而不僅僅是實現目標的具體手段了。

19世紀60、70年代，托馬斯·希爾·格林是牛津大學導師，對英國知識界具有相當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年。格林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強調共同體，他相信，如果不把每個人視為共同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彼此互相具有權利和義務——就既不可能理解個體，也不可能理解社會。對19世紀最後數十年英國社會主義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的還有約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詩人的倫理的、美學的唯心主義。

20世紀英國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思想資源出自創建於1883年的費邊社，其核心成員包括韋伯夫婦和蕭伯納。西德尼·韋伯在創辦倫敦經濟學院的過程中發揮過關鍵性作用，因而，有那麼多20世紀英國重要的社會主義者都任教於倫敦經濟學院，包括艾德禮、華萊士、托尼、達爾頓、蓋茨克爾、卡爾多、勒內爾和拉斯基。

英國唯心主義的社會主義與歐洲大陸社會主義在根本理想上就有區別，他們要創造一個新耶路撒冷，在那裏，人們之間的兄弟情誼將取代金錢上的競爭。他們的最終目標並不是從外部改變人的生活命運或其經濟秩序，而是改變其內在的精神世界。當然，20年代和30年代極大地影響了政治和經濟選研究的發展方向。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有一個夢想，希望商業和自由貿易把人類凝聚為一個和平、和諧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把這個夢想沖得七零八落。而蘇聯的榜樣也吸引着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使英國社會主義者從強調自願性合作轉向了強調國家主動行動和進行控制。19世紀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死亡了，至少是處於一種休克狀態。

社會主義鼓吹人的平等和人的活動的結果的平等，因而很容易理解，社會主義會認為，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的制度——是最恰當的治理形態。傳統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生產資料由政府所有，並通過民主手段進行管理。儘管像哈耶克所指出的，社會主義者的意圖是純潔的，其目標是崇高的，他們認為人人平等，他們也鼓吹民主，然而，他們卻喜歡由政府強制性地對社會經濟的主要部門進行直接控制。與此相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強調的是，“能夠防範權力變為專斷的，不是權力的來源而是對權力的限制”[16]。集體主義恰恰就是專斷的，因為它一切以多數意願為轉移。認為民主是好政府和好社會的唯一必要條件，這種看法既不合乎邏輯，也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哈耶克對民主的看法對於理解他下面的觀點是至關重要的：社會主義不是正當的，即使它可能是民主地建立起來的。他認為，民主本質上是中性的，他強調，他“從來無意於盲目地崇拜民主。我們這一代人可能確實對民主談論、思考地太多了，而對民主所要維護的價值本身，卻談論、思考得太少了。從根本上說，民主是手段，是維護國內穩定和個人自由的有用的工具。因而它不可能永不出錯，不可能總是有效。以為只要權力是通過民主程度授予的，就不會是專斷的，這種想法是沒有根據的。民主的控制可能會防範權力的專斷，但其存在本身卻並不能做到這一點。”[17]哈耶克相信，民主本身不是目的。

他對民主的看法是不同於某一派思想家，這些人看重多數的權利，多數可以採取任何行動，他們為多數而多數。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說過，一百萬人中，即使只有一個人持有某種另類的看法，壓制他也是不對的，因為他的意見可能是正確的。哈耶克認為，從實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大體上是可取的，在這裏，哈耶克延續的是英美傳統，用邱吉爾的話說就是，民主制度是“各種政府形態中最不壞的一種形態”。詹姆斯·麥迪遜曾問：“政府除了是最大多數人的人性的反映之外還能是什麼呢？在創建將由人治理人的政府的時候你所面臨的最大的難題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然後，得讓政府能夠控制它自身。”[18]哈耶克指出，問題並不在於民主制度本身是多麼地可取，問題在於，人們還沒有想出更好地實現一定的個人自由、政府和平更迭、維護市場市場、教育公民的辦法而已。[19]

如果說，社會主義要與自由相容，與它是通過民主手段而建成的，這兩者之間沒有內在的關聯，那麼，接下來要考慮的就是，社會主義為什麼本質上與自由不可調和？毫無疑問，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傳統社會主義國家中，賦予了政府極大的權力。一個社會，如果個人僅僅是計劃制訂者心目中的一個零件，這樣的社會是沒有個人自由可言的。哈耶克在後來擴充為《通往奴役之路》的文章《自由與經濟制度》中寫道，“經濟生活就是安排各種手段以實現我們各不相同的目的。不管是誰，只要掌握了這些生產資料，就可以決定要去追求哪個目標，怎樣做價值高，怎樣做價值低，簡而言之，決定人們應當信仰什麼，去為什麼而奮鬥。而人本身變成了實現那個可能指導着獨裁者的理想的一種工具。”[20]在《社會主義計算：競爭性“解決方案”》中，哈耶克又寫道，在一個政府控制經濟的社會中，“所有的經濟問題都變成了政治問題”[21]。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經濟控制與極權主義》一章開頭，他引的一句題記是：“控制了財富的生產，就是控制了人的生活本身。”[22]他自己則論證說，“控制了所有經濟活動的人，就控制了實現我們全部目標的手段，因而也就決定着哪個目標會被滿足，哪個不能滿足。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經濟上的控制，決不僅僅控制了人的生活中可以與其他方面相分離的的一個方面，而是控制了實現我們全部目標的手段。”[23]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對主張實行國家計劃的各種論點的駁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論證主要是基於自由，而不是經濟生產效率。他的論證不僅僅是說，由於資本主義比傳統社會主義更有經濟效率因而是正當的，他的要旨更在於，資本主義之所以是正當的，乃是因為傳統社會主義不利於自由。后一種論證如果是正確的，就比前一個更有力，因為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被看成關係到自由的問題，那麼，圍繞着社會主義的論辯就會從單純技術效率的問題，提升到終極價值和倫理的層面。在哈耶克寫作《通往奴役之路》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納粹德國和蘇聯要比已經破產的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效率，因而，從自由的角度反駁傳統社會主義要比後來更為切合時弊。

如果傳統社會主義既不利於自由，也不利於物質生產，那麼，對形形色色的政府掌握生產資料的制度予以反駁就是至關重要的。傳統社會主義者當然要強調社會主義在生產方面的優勢。他們真心誠意地覺得，社會主義應該比資本主義有更高的經濟效率。而今天人們都知道，這種信念實在是大錯特錯，前蘇聯和十幾個前**國家的歷史已經證明了，政府制訂計劃、掌握社會全部生產資料是沒有效率的。如果這種常識是正確的，那就表明，傳統社會主義簡直沒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如果它沒有資本主義那樣高的物質生產效率，那麼，它的很多鼓吹者心目中最重要的論證依據就不復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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