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凱恩斯（下）

羅伯特·斯奇德爾斯基在三卷本凱恩斯傳記的第一卷的開頭是這樣寫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並不僅僅是一個權勢集團的成員，他也是他所在的那個權勢集團的精英分子之一員。他幾乎從來都是高高在上，居高臨下地看待英國和整個世界的其他人。”對於年輕的哈耶克來說，1928年到倫敦參加歐洲幾個商業周期研究所舉行的會議，一定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情，凱恩斯也參加了這些會議。

凱恩斯在答覆哈耶克對他的《貨幣論》所作的評論時之所以對哈耶克大為惱火，部分原因在於，他覺得，他以前對哈耶克很友善。比如，1927年初，哈耶克曾請凱恩斯給他寄一本埃奇沃斯的《數學心理學》，而1929年，哈耶克又曾送給凱恩斯一本他的任教資格論文(德文寫的)《貨幣理論與商業周期》。對這個不請自來的禮物，凱恩斯還寫信道謝，確實夠友善的了，因為這是世界最著名的經濟學家給一個還不到30歲的年輕人寫信啊。“非常感謝你贈送這本書。我對最後一章尤其感興趣。不過我發現，你們的德文可實在是難以搞懂！”[8]

於是，凱恩斯在《貨幣論》中兩次提到了哈耶克，最重要的一個段落提到，“在德國和奧地利正在形成一個思想流派，他們提出的銀行利率與儲蓄、投資間的均衡有關、及後者對信用周期具有重要意義的理論，基本上接近於本書的理論”[9]——而這個學派的成員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凱恩斯慷慨地在腳註中寫道，“可惜，這些學者的著作到我手裏的時候，我已經寫完這本書要去付印了，如果這些學者的書能在我剛剛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到我手裏，同時，如果我對德文的了解不是這麼貧乏，我就會更多地參考這些學者的研究(對於德文，我只能弄明白我已經了解過的東西！——因而由於語言障礙，我就無法深入了解那些新思想了)。”[10]

凱恩斯文集的編輯唐納德·莫格里奇曾說，凱恩斯認為，哈耶克是在1931年9月到達倫敦經濟學院任教之前，想靠在《經濟學》上發表評論凱恩斯的《貨幣論》、靠反凱恩斯進入英國經濟學界，對此，凱恩斯“顯然極不喜歡，因為他自己看過的那期《經濟學》，是保存下來的他看過的期刊上評註最多的一本，在哈耶克總共26頁的書評文章中，有34處凱恩斯鉛筆作的記號和評論。在哈耶克那篇書評的末尾，凱恩斯概括了自己的反應，他寫道，‘哈耶克並沒有帶着“善意”讀我的書，而作者是有理由期待讀者保持這種心態的。假如他確實有善意，那他起碼也沒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確。顯然，有一種激情驅使他挑中了我來發動攻擊，但我搞不明白，這種激情到底是什麼。’”[11]

哈耶克為什麼要如此嚴厲地批評凱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於，他認識到——可能是受到了羅賓斯的慫恿——通過挑戰凱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國經濟學學界確立自己的位置。羅賓斯請哈耶克為《經濟學》撰寫評論凱恩斯的《貨幣論》的文章的時候，是凱恩斯和羅賓斯在麥克唐納首相召集的經濟學家委員會上激烈爭吵之後僅一個月後[12]。哈耶克無疑也自視甚高，因為1月份發表了非常成功的演講后，倫敦經濟學院主動聘任他，接着又出版了他《價格與生產》，他的文章也在《經濟學》上頻頻露臉。

1931年11月，凱恩斯在《經濟學》上對哈耶克的書評作出回應后，凱恩斯和哈耶克進行了私下通信。凱恩斯試圖搞清楚哈耶克的說法。從1931年12月10日——凱恩斯寫第一封信——到1932年1月23日——哈耶克對凱恩斯提出的問題作了最後的回復，他們你來我往各寫了5封信。

凱恩斯對這種交流不很滿意，每一次，都是凱恩斯寫來信，哈耶克才寫回信。1932年2月11日，凱恩斯給哈耶克寫了第6封、也是最後一封信，信中說，“你的[最後]一封信對於我搞清楚你的想法有很大幫助。我覺得，你已經把我在信中提出的所有問題的答案告訴了我。但我仍然有一種感覺，就是我在讀你的東西的時候，幾乎搞不清楚你經過簡化的假設是什麼，也不清楚如果去掉這些經過簡化的假設，會對你的論證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回到我們這次通信的起點，我都忘了我是從哪兒開始的，我對你的說法仍然表示懷疑……非常感謝您對我如此完整的回復。”[13]

哈耶克過高估計了凱恩斯對他的專業經濟學水平的評價。1932年2月1日，凱恩斯寫信給他在劍橋的朋友理查德·卡恩和皮埃羅·斯拉發(PieroSraffa)談到了哈耶克。他問“下面該是什麼動作了？我覺得要打個大呵欠——就是這樣”[14]。也就是說，凱恩斯對與哈耶克書信來往很厭煩。1932年3月29日，在回哈耶克的一封信時，凱恩斯說，“我沒有那麼認真地研究你發表在《經濟學》上的文章[哈耶克評論《貨幣論》的第二部分]”——而這篇評論，他應該已經拿到手幾個星期了，而哈耶克也曾經在兩個月前的一封信中提到過。

凱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寫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寫道：“依然是胡言亂語的混亂的大雜燴”[16]；在寫於1933年的一封信中，他說，“哈耶克周末都呆在這兒[劍橋]。私下我們相處得很好。但他的理論全是垃圾……我今天覺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東西了”[17]；在1935年的一封中，他又說，“天知道奧地利學派說的‘生產周期’是什麼意思。反正我是無話可說。”[18]據羅伯特·斯克德爾斯基的說法，1933年3月5日，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在書信中討論經濟學理論問題，儘管他們後來繼續書信往來，“親切地交流古董收藏上的新發現”[19]——哈耶克跟拉斯基、跟凱恩斯有一樣東西是相同的，都喜歡收藏書籍。哈耶克發表《通往奴役之路》后，凱恩斯給哈耶克寫了一封後來廣為人知的讚許他的信，但一上來凱恩斯先警告哈耶克說，“你不要指望我會完全接受你書中的那些經濟學思想”[20]。

凱恩斯對哈耶克的專業經濟學思想看不上眼——而在凱恩斯看來，哈耶克也沒有能夠領會他的立場——凱恩斯的這種心態最集中地表現在一條腳註中，“獲得哈耶克教授的同意”，這條腳註附在凱恩斯編輯的劍橋《經濟學學報》發表的哈耶克的一篇文章後面。哈耶克這篇文章是回擊皮埃羅·斯拉發對他的批評，他最後指出，“我大膽地推測，凱恩斯先生會完全同意我反駁斯拉發先生的觀點……這個新的、出人意料的事實是，斯拉發先生對凱恩斯先生的理論的理解，甚至不如對我的理論的理解。”凱恩斯對這句話做了一條註解：“我想說的是，根據我的粗淺理解，斯拉發先生已經準確地理解了我的理論”。[21]

1931年到1932年間哈耶克與凱恩斯間的往來被人視為一場“論戰”。實際上，誠如經濟學史家貝爾特·梯也本所說的，“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的辯論，一點都不像是大論戰。”[22]雙方都對對方給予猛烈抨擊，也就僅此而已。並沒有持續的、深思熟慮的、富有成果的觀念之間的交流。雙方都沒有能夠說服對方改變看法，甚至都沒有能夠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立場確實具有很高價值。

曾做過哈耶克助手的庫爾特·洛伊貝和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茲拉賓格爾寫道，哈耶克的研究僅僅“在短暫的時間中沾了凱恩斯的新觀念的光，因而才成為學術界關注的東西”[23]。哈耶克的追隨者在倫敦經濟學院最多，而到了30年代後期，幾年前曾經信奉哈耶克觀念的人，都紛紛投奔了凱恩斯門下。路德維希·拉奇曼是個具有奧地利學派傾向的經濟學家，這個時期曾跟從哈耶克學習，他回憶說，1930年代初他到倫敦經濟學院的時候，“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30年代後期，卻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了：哈耶克和我本人。”[24]希克斯也說，哈耶克的“聽眾煙消雲散了”[25]。

在1952年寫的一篇書評中，哈耶克對凱恩斯的描寫有助於了解兩位學者及他們的學術思想。哈耶克說，“人們一般都認為，凱恩斯是一位經濟學家，但了解他的人都不會否認，他是他那一代英國人中最傑出的一位。事實上，他作為一位經濟學家的影響力之所以會那麼廣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總能給人以深刻印象，由於他的興趣無所不包，由於他的人格的力量和令人信服的魅力，以及他對經濟學的貢獻的原創性和理論上的健全。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功於他把思想的卓越和敏銳，與旁人無可匹敵的嫻熟的英語語言技巧罕見地融為一體……作為一位學者，他受着一種強烈的直覺的引導，因而，他的特點是敏銳，而不是深刻和徹底，這使他努力地從不同的角度一遍又一遍地證明同樣一個觀點。”[26]

哈耶克也這樣形容凱恩斯，他“能夠同時做無數的事情：教經濟學，組織芭蕾演出，搞金融投機，收藏繪畫，開辦投資信託公司，為劍橋學院籌集資金，還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董事，實際經營着劍橋藝術劇院，親臨劇院關心旅館提供的食物和酒水這樣的細節問題。”[27]凱恩斯把哈耶克給震住了，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

在30年代，哈耶克和凱恩斯的學術和私人關係並不很密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倫敦經濟學院搬到了劍橋，他們成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過，在學術上，他們的關係可一點都不密切。據科斯說，1930年代在倫敦經濟學院失去支持，對哈耶克來說，“一定是非常難過的事情”，但他“從來不表露出來”[28]。

哈耶克在30年代從事的大量專業經濟學研究都是他與凱恩斯交鋒的延續。他確信，為了反駁凱恩斯的看法，就必須重新研究基本的資本理論，然後他想將該理論應用到貨幣問題上。尤其是在資本擴張主要是指資本的“拓展”(widening)還是“深化”(deepening)這個問題上，他不同意凱恩斯的看法，哈耶克認為，後者是最精確的概念，它也最容易受利率調整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