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凱恩斯（上）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與米爾頓·弗里德曼並列20世紀最顯赫的兩大經濟學家。凱恩斯出生於1883年，信奉19世紀、甚至18世紀的實證主義科學世界觀。他於1946年去世，30年後，他的朋友和同道、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是這樣描述他的，“我覺得——我也很了解——凱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過去，是愛德華時代的自由主義的世界，他嚮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習俗，中庸的政黨綱領，充滿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就是在這樣的世界中長大成人的。”[1]。凱恩斯的氣質是中庸的。

他欣賞資本主義文明的價值。凱恩斯在公共事務舞台初試啼聲是《和平的經濟後果》(EconomicConsquencesofPeace,1919)，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訂立的《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內容及該條約的制訂者給予了猛烈的批評：

那曾經是人類經濟進步史上多麼驚人的一幕，然而，這個時代卻在1914年8月宣告終結了。大多數人確實很勤苦，生活的舒適程度也不高，但至少從所有人的表情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他們通情達理，對這種狀況已經相當滿意。而任何能力和資質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擺脫這種境況，爬進中上階層，而他能以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價獲得生活上的種種便利、舒適和小玩意，其豐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權勢的王公的想像。當時的倫敦人可以在床上一邊喝着早茶，一邊通過電話訂購世界各地的各種產品，想訂購多少悉聽尊便，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這些東西運到自家門口；同時，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財富投資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資源開發和新的冒險事業中……如果他願意，他可以利用廉價和舒適的交通工具，立即動身去任何國家而不需要護照或填寫各種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僕人到附近的銀行大廈，取出似乎非常方便的貴金屬，然後可以在世界各個地方通行無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預，也讓他覺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會非常驚訝。而更重要的是，他覺得這種現狀是正常的、確定的、永久的，只會不斷地改進……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種族和文化敵對、壟斷、貿易限制、排外主義的活動和政治，所有這些，就是他們的天堂里的魔鬼，但也無非是每天報紙上的花邊新聞而已，看起來對於正常的社會和經濟生活產生不了任何影響，對於已經接近完成的國際化進程也不構成任何威脅。[2]

凱恩斯明確地反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和**(所有財產的共同所有)。在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他曾經妙語質問：“我怎麼可能信奉這樣一種學說呢，它青睞爛泥巴而不是魚，它把鄉巴佬似的無產階級置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之上，後者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也起碼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確實承載着人類一切進步的種子。”[3]1935年，他寫信給朋友蕭伯納說，“上周，我又罵了一通老馬[馬克思]，我讀了剛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發現他們沒有任何長進……我看得出來，他們發明了某種喋喋不休地訴苦的途徑，一種惡劣的文風，他們的後輩把這兩點都一點不拉地繼承了下來。但如果你告訴我，他們發現了破解經濟之謎的線索，我卻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沒有別的，無非是一些過時的胡扯而已。”[4]

20世紀20年代英國的經濟狀況不同於美國。在美國，這些年屬於“興旺的20年代”，而在英國，則是一段暗淡的歲月，失業率只有一年在10%之下，其餘年份都在其上，這一年就是1927年，失業率為。為什麼會這樣?凱恩斯的答案是，英國成了一隻僵硬而行為遲鈍的巨獸。“19世紀的力量經過自然的發展，已經耗盡了”[5]，這就是他的解釋。他相信，英國不再是一個富有成長性的、有活力的經濟機體了。

哈耶克是在到倫敦經濟學院演講和教書前，在20年代後期在倫敦舉行的歐洲各商業周期研究所舉行的會議上認識凱恩斯的。當時，凱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憶說，難道不是凱恩斯“才有勇氣抗議1919年和約中有關經濟問題的條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輕的維也納人都稱讚“這本文采斐然的書，因為它直言無忌，思想獨立。”[6]

繼《和平的經濟後果》后，凱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貨幣改革論》(ATractonMonetaryReform,1923)，收錄了此前三年的文章和演講。用當時人的話說，凱恩斯是個“穩定論者”(stabilizer)，即希望實現國內價格穩定，與之相對立的一批學者則相信，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實現固定的貨幣交換匯率。他認為，如果按照《貨幣改革論》對貨幣進行管理，就能實現真正的突破。凱恩斯主義在理論經濟學上的要旨已經初露端倪：貨幣的供應相對地偏離價格，重視制訂政策時的財政環境，政府發揮重要作用，從宏觀上管理——儘管不是從細節上進行指揮——全國經濟。

《貨幣改革論》發表后，凱恩斯發動了一場阻止英國回到戰前平價金本位制(thegoldstandardatprewarparity)的戰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暫時取消了金本位制)，結果沒有成功。凱恩斯認為，回到戰前平價金本位制是發瘋了。在經濟正處於戰後恢復的時期內，英鎊的價值只及戰前平價美元的10%。要彌補這樣大的缺口，就需要實行通貨緊縮政策，而這會進一步抑制已經因嚴重失業而陷入困境的英國經濟。

在政府恢復戰前平價金本位制后，凱恩斯提出了批評，撰寫了《邱吉爾先生的經濟後果》，邱吉爾當時是財政大臣。1926年，凱恩斯撰寫了《自由放任的終結》(TheEndofLaissezFaire)，他所說的“自由放任”，就是指下面的想法：政府不應當在宏觀管理社會廣泛的的經濟活動狀況方面發揮太大作用。

正是基於上面的背景，凱恩斯寫作了《貨幣論》(ATreatiseonMoney,1930)，作為對自己理論的一個總結，然而，到本書發表的時候，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20年代英國的蕭條緊接着是30年代初更嚴重的大蕭條。

在30年代初，貨幣政策已經變成了一種沒有效果的政策工具，因為，通貨緊縮已經將利率壓低到很低的一位數水平。於是，在貨幣政策之外，凱恩斯又提出了財政政策。給經濟打氣，讓經濟重新啟動，就成了政府的責任。政府應當雇傭民眾，上馬公共工程，實行轉移支付，保持較高開支。基本上可以這樣說，隨着經濟狀況變化，原來是貨幣政策更有效，現在則是財政政策可能具有更大作用，於是，20年代的貨幣主義者凱恩斯，到了30年代，也就變成了鼓吹財政政策的凱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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