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米塞斯（上）

2000年，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被《自由》雜誌推舉為“自由至上主義的世紀人物”。米塞斯於1881年出生在當時屬於奧匈帝國的萊姆堡[即利沃夫，今系烏克蘭西部城市——譯註]。高級中學畢業后，米塞斯進入維也納大學學習歷史，畢業后，參加過龐巴威克的研討課。他發表的第一本重要經濟學論著是《貨幣與信用理論》(TheTheoryofMoneyandCredit，1912)。米塞斯強烈地厭惡通貨膨脹，他簡明扼要地提出了哈耶克後來深入發展的商業周期理論：貨幣供應增加的一個惡劣影響就是導致生產結構扭曲。

米塞斯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到軍中服役，戰後，他任職於奧地利工業委員會，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於1921年給哈耶克找到了第一個職位，擔任一個政府機關的法律顧問，負責起草終戰條約的條款——以解決交戰國間戰前的私人債務問題。哈耶克會法語、意大利語和英語。關於他被任命擔任這一職務的事，哈耶克曾解釋說，“三門外語，再加上法律和經濟學學位，於是，我就得到了這個收入相對來說很不錯的職位。”[1]

哈耶克特別喜歡講他1921年去見米塞斯的過程，當時他拿着維塞爾寫的一封推薦信，信中“把我說成一位前途無量的經濟學家。米塞斯看着我說，‘前途無量的經濟學家？我可從來沒有在我的課堂上看到過你。’[大笑]”[2]“這基本上是真事。我曾經去聽過他的課，我發現，他極為反感我當時信奉的費邊主義觀點，而跟這樣的人，我可不想靠近乎。不過當然，後來的情形就變了。”[3]“我們後來結成了深厚的友情。”哈耶克回憶說，“我還在奧地利工作的時候，頭五年，他是我的頂頭上司；然後，他幫我創建了經濟[商業周期]研究所，我當所長時，他是副理事長。”[4]

作為領導，米塞斯是“絕對理想的人物，他能夠體諒下屬，除了他自己當時正在從事的研究之外，他時刻準備與我探討任何經濟學問題……幾個月後，有一件比較困難、要承擔責任但也有很大好處的工作要有人做，他交給了我，於是，我就必須跟銀行董事長、財政部長之類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們去商量。他們跟我這樣的年輕人打交道，讓他們有**份。但是，一旦米塞斯堅信我能勝任這項工作，就完全不管成規或尊卑了。”[5]

在哈耶克的學術發展歷程中，米塞斯扮演了重要角色。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薦給紐約大學的揚克斯教授。如果沒有米塞斯協助(包括給他漲工資)，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國，也不可能繼續呆在一個與學院經濟學靠得很近的經濟學專業領域上。而比這些實際生活中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米塞斯對哈耶克思想上的啟發。哈耶克與米塞斯的交流、及參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討會”，對於哈耶克的思想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學位后，跟他的同學、後來成為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的J.赫伯特·馮·費爾特(J.HerbertvonFürth)一起，組織了一個討論小組——Geistkreis(“思想”或“精神團體”，也許最恰當的譯法是“精神兄弟會”)。成員大部分都是猶太人。小組每月聚會進行一次討論。

討論小組的成員——不少人是、或者後來成為米塞斯私人研討會的成員——包括馬克斯·明茨(MaxMintz)，後來到美國成為歷史學家；埃里克·弗格林(ErikVögelin)，政治哲學家，執教於維也納大學，後來也到了美國；阿爾弗萊德·舒茨(AlfredSchütz)，社會學家，哲學家；瓦爾特·弗勒里希(WalterFröhlich)，歷史學家，律師，後來成為馬奎特大學教授；費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n)，哲學家，法學家，後來任教於紐約社會研究新校。還有戈特弗里德·哈貝爾勒(GottfriedHaberler)，成為經濟學家，後來出任維也納大學和哈佛大學教授；奧茲卡·莫爾根斯泰因(OskarMorgenstein)，經濟學家，博弈論先驅，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弗里茨·馬赫盧普(FritzMachlup)；弗里德里希·恩格爾-雅諾西(FriedrichEngel-Janosi)，歷史學家。哈貝爾勒和馬赫盧普後來都曾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在不同時間曾經參加的則有藝術史家奧托·貝內施(OttoBenesch)和約哈內茲·韋爾德(JohannesWilde)，音樂理論家和律師埃馬尼爾·溫特爾尼茨(EmanuelWinternitz)，心理分析學家羅貝爾特·韋爾德爾(RobertWaelder)。

研究奧地利經濟學的專家埃阿蕾娜·克拉維爾曾經拿這個討論小組與米塞斯的研討會作過比較，她說，儘管“米塞斯的研討會與哈耶克、費爾特創建的討論小組成員上有不少重合，不過，後者更能滿足那些具有更廣泛興趣的學者們的需求。”[6]費爾特保存着一份討論課題計劃表，從中可以看出，討論小組十來年的討論過題目非常廣泛。他們曾經專門討論過文學、文學中的人物、繪畫、音樂史、通史和政治哲學。根據經濟學家斯蒂芬·伯姆對過兩次大戰之間維也納知識史的研究，討論小組的目的是“建立一個進行討論的群體，最重要的任務是捍衛思想自由的理想，他們[費爾特和哈耶克]認識到，這種自由在他們所參加的奧特馬爾·斯潘的研討課上經常受到踐踏。與米塞斯的研討會截然不同，這個討論組特彆強調要提交精心闡述、準備充分的論文，這裏的慣例是，發言者通常不談論自己專業領域的話題。”[7]

歷史學家恩格爾·雅諾西在他的自傳中談到了這個討論組。他說，由於哈耶克和費爾特對維也納大學的經濟學家斯潘不滿，才搞起了這個討論組。哈耶克、主要是費爾特試圖囊括各個學科的年輕人，而不僅僅是經濟學家。

哈耶克形容討論組是個“年輕人組成的研討群體。米塞斯跟這個小組沒有任何關係。”[8]這個小組是在私人家中舉行的。“一家一家輪流作東——一般是在晚餐后。我記得我們一般只供應一些三明治和茶。大家圍坐一圈，有時圍着一張桌子。經常來參加的人不到一打，也就是說10位、11位。”由於“當時的社會傳統”，這個小組一水兒全是男性。考夫曼同時還是維也納邏輯實證主義圈子中的一員，這使該討論組成員也能“了解哪兒的動向”。[9]而由於排斥女性，一位年輕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瑪塔·斯特菲·布洛內就曾用貶義的口吻談到這個討論組。

1923年初，哈耶克從維也納大學獲得了第二學位，隨後馬上就去了美國。這個學位是政治學專業，是大學新設立的學位。他的學位論文徹底追溯了經濟品的價值，讓維塞爾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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