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月陽：善用“經濟”的眼光 (1)

入選理由曾經在《經濟參考報》和《中國經濟時報》擔任重要職務的包月陽，擁有着經濟學的學術背景和對新聞的天生敏感，也許正如他的名字，兼容並包了太陽和月亮的光芒。他正等待着機會實現自己的“華爾街日報夢”，這也是眾多中國讀者的夢。簡歷包月陽，男，生於河南省舞陽縣，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在武漢大學經濟系學習，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3年8月進入新華社，先後在新華社山東分社、《經濟參考報》工作，1994年獲得新華社首屆十佳記者稱號。1994年4月起參與籌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經濟時報》，任常務副總編輯，主持了試刊、創刊的編輯工作，此後一直主持編採業務，對《中國經濟時報》風格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1997年10月至今任《中國經濟時報》總編輯。長期關注中國宏觀經濟與經濟改革，撰寫了數百篇經濟和時政評論。2000年獲得政府特殊津貼。傳媒觀點中國經濟同世界經濟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如果報紙將國內與國際割裂開來，就國內談國內，就國際談國際，對讀者來說這種信息是片面的。所以我們提倡要為讀者培養一個國際化的視野，讓他能夠用全球的眼光看中國，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把中國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聯繫起來觀察。報紙一定不能僅僅為賺錢而存在，一定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中國的經濟改革進行到現在這一步，有人困惑：我們要走向什麼樣的市場經濟？我們要追求什麼樣的民主？如果報紙這樣的社會工具也只強調賺錢，只為富人服務，只寫老闆的生活，沒有人為弱勢群體說話，這個市場經濟就不是好的市場經濟。目前中國的某些報紙過於強調贏利，越來越強調為富人服務，這需要引起注意。媒體在維護市場經濟規則、維護社會公正、弘揚社會正氣上的義務是不能迴避的，媒體不能變成一個只追求利潤的普通企業。善用“經濟”的眼光——訪《中國經濟時報》總編輯包月陽文/張梅東採訪者：當年你選擇離開新華社，參與創辦《中國經濟時報》，是如何考慮的？當時設想要辦成一份怎樣的報紙？現在感覺跟當時的初衷遠不遠？包月陽：1994年初，國務院政策研究中心準備辦一份報紙，現在的社長喬仁毅（2004年1月已調離——作者注）和當時《管理世界》雜誌的副主編方宇是主要的發起人，他們二位將《中華工商時報》總編輯黃文夫、《經濟日報》副總編輯庹震和我約出來謀划如何辦這份報紙。談過沒幾天，方宇就力邀我“下海”一起干。考慮了三天，想辦一份真正有分量的經濟類報紙的衝動最終讓我選擇出來“創業”。報社起步時非常困難，第一筆錢——三十萬元註冊資金是借來的，創刊初總共陸續借了一百多萬元。除了資金的困難，還有刊號問題。國務院政策研究中心之前辦過的《中國開發報》的刊號被吊銷了。辦《中國經濟時報》要重新申請刊號。因為有“前科”，所以申請起來就不容易，直到7月要試刊了，刊號才終於批下來。試刊的時候我正好參加新聞出版總署辦的“新辦報紙總編輯培訓班”，只好邊參加培訓，邊指揮當時編輯部惟一的編輯王宏（現在的總編室主任）找稿子、編稿子，我們兩個人做出了試刊。8月份開始試刊，試了五期，1994年的11月1日正式創刊。頭兩個月每周一期，對開八版，1995年1月改成每周兩期，1996年每周四期，1998年達到每周六期的日報規模。報紙的擴張過程就是這樣的。採訪者：當時的信心來自哪裏？是因為看到背靠國務院政策研究中心的背景嗎？包月陽：當時很模糊。但我們認為報紙一定能辦起來。國務院政策研究中心的背景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國務院政策研究中心雖然沒有錢，但管理比較寬鬆，給我們的空間很大，這在當時是很多報紙比不了的，現在看來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在《經濟參考報》的時候，我看到了中國經濟類報紙很多問題，許多報紙上常識性的錯誤比比皆是，比如說報道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都談不上，比如說有的報紙上根本沒有真正的資訊和信息，全是教訓人的內容、報道成就的內容……我想至少我能夠克服這些問題，可以屏蔽掉那些沒價值的東西，做有價值的東西，單就這一點我就可以站得住腳。當時我提了四條編輯方針：前導性、服務性、客觀性、國際性，可說是報社的立身之本。前導性就是要藉助國務院政策研究中心在政策、決策信息方面的資源，在報紙上體現一種先導性、前瞻性。通俗地說，讀別的報紙能知道昨天發生了什麼，讀《中國經濟時報》要能知道明天可能發生什麼、將會發生什麼。這是《中國經濟時報》的靈魂。服務性是說要把報紙作為一種商品來生產，強調為讀者服務。服務性包括兩方面：一是要實用，二是要可讀。實用性不必多說，在可讀性方面，我們要求編輯記者不管是稿件選擇、寫作，還是版面設計、標題製作，每個環節都要考慮到便於讀者閱讀，甚至要便於讀者剪資料。現在這麼說是很平常的，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這樣提卻還會有忌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