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我們的電視生涯(…

你也許會問：大家關在家裏看電視，你怎麼會感受到這股熱力？我們的電視劇每到收視高峰階段，八點以後，餐廳，理容院家家門口羅雀。街頭巷尾都變得冷清，這種“可愛”的經驗，真是我們辛勤工作的最大回報。當時只有三台，電視是家庭最大的娛樂，才會有此現象發生，目前，每天有數十家電視台，上百個節目鬥豔爭寵，收視率才上二，就可能開香檳慶祝，真是不堪回首話當年了。內地拍戲，有驚有喜離開內地三十九年後，一九八八年我們聯袂前去“探親”。第一站去了北京，隨後游長江、訪四川，終點是雲南。面對宏偉的湖光山色、瑰麗的名園古建，瓊瑤不勝唏噓的說：“我有那麼多部小說的故事發生在內地，能夠到這裏來實地取景有多好”。第一次回內地，因為時日所限，我沒有回上海，她沒有回湖南。第二次去內地，才真的回到故鄉。在長沙，瓊瑤正與她的鄉親們歡暢鄉情時，劉姊捎來訊息：“剛得到開放禁令，台灣劇組可以到內地拍攝外景。但只限於”取景“，主要的演職人員都要台灣派過去。”大家十分欣喜，過不了多久，瓊瑤就堅定的說：“好，我們立刻來內地拍，拍《六個夢》，故事是現成的，劇本容易着手！”她胸有成竹地說。一口氣拍六部戲？“不，先拍三部，分三組人編劇，三組導演，若干演員可以重疊，三組人馬相互支援，這樣成本才可以節省！”瓊瑤說。只知道她精於寫作，不善理財，居然這麼有成本觀念。當然，全部演職人員從台灣過來，旅費、生活費多麼龐大，如果一口氣拍完三部，成本就可以攤分而減低。接待我們的湖南電視台，當仁不讓，拍胸脯保證，內地方面的一切事宜，由他們負責。事後，我們知道湖南電視台方面根本沒有拍片的實際經驗，湖南人卻有一股傻勁，說干就干，似乎什麼當難不倒他們。“何況我們湖南有個瀟湘製片廠，他們會全力支持”台長肯定地說。回到台北后，瓊瑤“夙夜匪懈”，領導三組編劇日夜趕工，劉姊開始物色演員，中維和綉瓊組織工作班底，大家忙得不亦樂乎。我卻為預算傷透腦筋，這樣龐大的費用，豈是電視公司給我們的製作費用所能應付？瓊瑤對我說：“這是你的問題，相信你會解決！”電視台對我們的瘋狂計劃，自然樂觀其成，在我強烈爭取下，製作預算象徵性的增加，但還是鐵定賠本。“既然你們知道我們鐵定賠本，我們又騎虎難下，非拍不可，”我向總經理提出要求，“那麼，內地播映權歸我們所有！”那些年，製作人員為三台拍片，稱為“委制”，電視台給你們製作費，有結餘是你賺，賠了也就賠你的，製作單位像是“代腹生子”，孩子一出生，就沒有你的份了。所以我要求分享版權，是電視台聞所未聞的要求，哪肯輕易允諾。僵持了一段時期后，總經理終於想通了，他說：“反正內地不會買我們的播映版權，我們電視台的立場，即使可以賣，我們也不會賣，好吧，內地的版權歸你們！”一切拍板定案，籌備工作的辛勞，和到內地后的種種困難，真是一言難盡。但無論如何，我們終於拍攝完成，順利歸來。那一次，拍攝的是《婉君》《啞妻》和《三朵花》（《六個夢》系列的前三部戲）。電視公司給的預算是每集八十萬，直接成本九十六萬，還不包括公司的開支，所以在財務的立場上，可說是賠得鼻青臉腫。但是，我們一點也不後悔，畢竟完成了一椿“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既是台灣第一組去內地的開路先鋒，也是內地所接待的第一組台灣劇組，都是歷史紀錄。以製作的立場而言，內地取景，賞心悅目。雖然賠本，值得了。何況更值得欣慰的，就是我們爭取到內地的播映權，雖然當時未必能售出，但開啟了“創作者擁有權益”的基本概念。後來，又經過了多年的努力，利用“香腸切割效應”，我們終於爭取到了全世界的播映權，電視台只擁有限定年限的播映權。從那年去內地拍片后，與湖南電視台的合作越來越密切，十多年來，在內地共拍攝了十七部連續劇，這些劇集也都在內地播映，並造成很大的轟動。後來，有很多台灣的其他製作單位接踵前去內地，也都能漸漸擺脫“委制”的束縛，爭取到全部或若干播映權。也許大家應該“感謝”我當年立下的汗馬功勞，開風氣之先。話說回頭，六個夢的三個夢好不容易製作完成，在“觀眾熱烈期待”下，擇期播映時，“殺出一個程咬金”，幾乎播映不成，甚至使我們傾家蕩產。《六個夢》系列的第一單元《婉君》，原定於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九日，星期一晚上八點播出，新聞主管部門早已審查通過。想不到在播出前兩天，星期六，中午十一點五十五分，電視台接到他們的緊急傳真，通知華視：《婉君》的第一集必須刪除，從第二集播起。否則全劇不準播出，並未告知任何理由。華視接到通知時，新聞主管部門已下班。據說是故意在下班前五分鐘發出禁令，使你措手不及也無法申覆。立刻面臨的問題：要不要播。如果要播出全劇，第一集非刪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