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事，帶來的啟示(1)

一張退票初創《皇冠》時，一直在極度艱辛中苟活。有一次我開出了一張支票，面額只有小小的一百元。預計絕對可以到期兌現，卻因為前一天應收的一筆款項未曾收到，使我的銀行存款不足。我要求持票人延遲兩天被拒，只好到處求人周轉。只是區區的一百元，就到處碰壁！支票終於被退票，當年的票據法很嚴苛，退票三次就成為所有銀行的“拒絕往來戶”，非但信譽受損，也影響了大部分的商業活動。這件事使我深受打擊。於是我想出一個計謀，以後付賬不開自己的支票，而用別人給我的客票支付，萬一客票退票，我負責補還，但不會害我退票。我禁不起再一次的退票紀錄。同時，我覺得銀行是“必要之惡”，一切商業活動不能沒有它，但應該“戒急用慎”，最好的態度是敬而遠之。所以，我決定不到生死關頭，絕不向銀行借錢。我以收到的支票，支付應付的賬款，雖然不再有退票的風險，卻徒增會計作業上的麻煩，實在是土法鍊鋼的笨拙手法。行之多年後，財務情形已大為改善，我修改了收支的原則：我要求所有往來的廠商，每月月中送來請款的賬單和支票，每月二十日就可以前來領款。支付時一律用自己的支票，以示負責。這小小的規範，在當年的商業活動中，算是創舉，深受廠商的歡迎，也因此而贏得信用卓著的美名。“皇冠”開出的支票，被圈內商界視為“鐵票”。我們大量訂購紙張等，從不要求付訂金，“‘皇冠’信用好，付款快，何必付訂金。”廠商都這樣認定。至於不向銀行貸款的原則，五十年來始終沒有改變。當台灣經濟起飛的那些年，一般中小企業，都大肆擴充，當房地產飆漲或股票瘋狂的年代，大家更蜂湧向銀行貸款，我還是堅持原則。“這是用別人的錢賺錢的時代！”企業界的朋友笑我太傻。和我們往來二三十年的銀行，主動提供巨額融資，但我還是不為所動。當年借一百元，難如登天，現在居然主動提供巨款，怪不得有人說“銀行只借錢給不太需要借錢的人。”雖然我沒有用別人的錢賺到錢，但也沒有因此賠掉錢。有多少人房地被套牢，被拍賣；有些人玩股票玩到傾家蕩產；更有多少當年呼風喚雨，動不動向銀行貸款幾十億、幾百億的大企業，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樓塌了！多少人避債海外，甚至鋃鐺入獄。一場誤會“皇冠”草創初期，就決定雜誌與叢書雙線經營，因此，除努力辦好雜誌，也努力爭取好書的出版。有一位散文作家，在那時代，可說叱吒風雲，穩坐出版界的第一把交椅。我以完善的出版企劃，說服了她，取得了她新書的出版。出版后，銷數果然很好，當我興沖沖的派人送去版稅時，接到她的電話，語氣是淡淡的、冷冷的：“難道我的書，真的只銷了這些？”她說：“為什麼我在別家出版社出版的書，好像成績比較好呢？”“真是這樣嗎？也許我們的發行系統有缺失，我會檢討並改進！”我說。“我的書有基本讀者，就是有一定的基本銷量，但從你們結算的版稅看來，似乎與實際銷量有距離！”她說。“你的意思是我們隱瞞了銷數，吃掉了應付的版稅？”聽出她的弦外之音，一時間怒從中來。“有嗎？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她還是很冷峻地說。沉默了一分鐘，我的語氣轉變得“很平靜”。“請問你有幾個孩子？”我說。“什麼？我有兩個孩子。”顯然她對我突如其來的問題困惑起來。“那你一定知道做父母的如何愛自己的孩子！”我還是用“平靜”的語氣說：“我有三個孩子，我非常愛我的孩子，現在，我用我們的孩子來起誓，我們沒有短少你一分一毫版稅。我們公司很小，也沒有很有錢，但我們有很多的尊嚴，絕對的誠實，今天，你污衊了我們的人格！”“你，你怎麼可以這麼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聽出她語音中的哽咽。“既然我們的合作不能建立在互信上，”我開始激亢地說：“我不再發行你的大作，好在這一版版稅已經全部付清，你不會有任何損失。庫存的及市面上的書，我會立刻收回銷毀。”以當年“皇冠”的經濟情形而言，這是很大的負擔。但我還是毅然這樣做了。後來，經過理性的思考後，我覺得當年那位作家的懷疑，是“合理的懷疑”，她有權懷疑，我們既然無愧於心，應該提出各種數據，如印刷的付印紀錄、發行到各地的數量，以及經銷書店的結賬報表等，輕而易舉就能取信於人。因此，我囑咐會計部分，任何哪一位作家都有權隨時查詢銷售情形，我們應該在最短的時間內（計算機作業后，應該在數分鐘內），提出數據。現在回憶起來，當年的那場風波，是我年輕氣盛的輕率之舉。一件心平氣和就可以解釋清楚的事件，被我把事情擴大了。因此，我應該向這位作家道歉，我更應該感謝她，因為這個事件使我更明確地建立起與作家間的互信關係。五十年來，出版四千多本叢書，與每一位作家都能相處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