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我們的錯(3)

酷兒理論認為，同性戀不是某些人突然發現自己所擁有的一種心理狀態，而是一種存在方式，通過這一實踐重新定義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做什麼事，是為了使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世界更加快樂。這就形成了美學的現代方式。福柯對我們的建議是：不應把同性戀當作偶然顯露出來的關於我們自身**的隱密事實，而是應當自問：＂通過同性戀，什麼樣的關係可以被建立，被發明，被擴展，被調整……問題不在於發現關於自身的性的真實情況，而在於從此刻開始，利用自己的性能力去獲得關係類型的多樣性。＂如果說同性戀是對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是對快樂的一種追求，那麼同性戀就不再是一種性別身分，而僅僅是人們對自己的生活作出的後天的、有意的選擇。於是，同性戀就不再像過去人們所一向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將＂正常的人＂從異性戀拉走的＂拉力＂，而是一種使所謂的＂正常人＂選擇同性戀關係、同性戀行為、同性戀生活方式的＂推力＂。而這種選擇極有可能完全沒有性傾向的依據。對同性戀生活方式的有意選擇可以出於超越傳統的性別角色的願望，可以出於避免結婚的願望，或者是出於保持一種有異於常人的身分的願望。在當代西方社會中已經出現了一批選擇以同性戀身分安排自己生活的人。在同性戀問題之外，福柯還從文化建構論的立場出發，深刻論述了他對性行為的一貫立場：＂性行為不是像人們慣常以為的那樣是一種天定的(superimposition)東西，它一方面是從天生本能產生**，另一方面是由允許或禁止的法律來規定我們可以或不可以做什麼的東西。性行為要遠遠超過這個。當人們做這件事時是有意識的，是人為的經驗，是人將某種價值賦予了它。在這一意義上，我想'gay'這一概念作出了正面的(而不是純粹反面的)貢獻，它對這一類型的意識其中包括感情、愛、**、性關係具有正面的意義。＂在他看來，＂即使是在本性的層次，同性戀這一概念也沒什麼意義。……對於我來說，它是一個不夠格的分類。……也許可以用'快樂風格(gaystyle)'的概念，或至少有一種企圖，想創造某種存在的方式，一種生存的形式或生活藝術，或許可以被稱為'快樂(gay)'。＂我認為福柯的思想中蘊含著一種極為自由奔放、極具顛覆性的力量。在他看來，性活動就是人類追求快樂的一種活動，因此，與其將人們劃分為同性戀和異性戀兩大類，還不如將他們劃分為快樂風格和痛苦風格兩大類。如果人們都能像大師福柯這樣來看待**問題，這個問題將變得多麼輕鬆，又將具有多麼正面的價值！在1981年的一次採訪中，福柯說過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同性戀是這樣一個歷史的機遇，即開發新的關係和情感潛力的歷史機遇，它不是來自同性戀的內在性質，而是來自同性戀所處的'非中心'地位，來自同性戀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交叉線，它使得這一潛力的實現成為可能。＂同性戀這種處於＂非中心＂地位的思潮對於現代社會的最重要的意義在福柯看來是開闊了人類的眼界，為人類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即一種將會打破幾千年來一夫一妻制傳統的新的生活方式。酷兒理論向一切嚴格的分類挑戰，接受所有認同這一新政治的人，不論他們過去有着何種性身分、性傾向或性活動。正像gay這一用語在60年代打破了舊式同性戀運動中那種自我辯護姿態一樣，新出現的酷兒政治打破了70年代和80年代同性戀政治的少數派化和整合策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的出現正當同性戀運動成功進入主流文化之時：酷兒通過將許多互不相通的成分結合在一起，建造出一種新文化。他們被認為是接受後現代主義模式的第一批活躍分子。他們運用舊有和新式的成分建造出他們自己的身分——他們從大眾文化、有色人種社區、嬉皮士、反愛滋病活躍分子、反核運動、音樂電視、女權主義和早期同性戀解放運動中借用風格和策略。他們的新文化是奇妙的，敏銳的，無政府的，反叛的，反諷的。他們絕對認真，但是他們又想從中取樂。它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現象，不僅因為它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而且因為它提醒人們，性政治這一整體在不斷地發明創新，從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酷兒文化和酷兒政治預示着一種同性戀的性文化，它是性的、性感的、顛覆性的，不僅要顛覆異性戀的存在觀念，而且要顛覆過去的同性戀正統觀念。酷兒拒絕被同化於無形之中。它提供了一種表達**的方式，它將徹底粉碎性別身分和性身分。酷兒理論和酷兒政治對既存權力結構和權力話語的挑戰是後現代理論付諸實踐的一個範例，是9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它對異性戀霸權的顛覆作用不容忽視，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必將產生深遠的歷史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