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我們的錯(2)

福柯多次說過同性戀生活方式對於現存文化秩序來說是一種＂發明＂：要通過同性戀的實踐去＂定義和發展一種生活方式，它可以造就一種文化和倫理＂；＂它將要求我們以自身為工作對象，去發明(我不說發現)一種至今仍屬不可能的存在方式。＂而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的第一個挑戰來自＂使我們自己對快樂有無窮無盡的敏感和多情＂，去設計一種能增加快樂的關係，避開為人們規定好的現成的規則。為什麼說同性戀的生活方式是一種發明呢？因為這是一種迄今為止尚不存在、尚無形式的關係。對此，福柯作了如下闡釋：＂對於兩個歲數懸殊的男人來說，他們為了交流可以採用什麼樣的規則呢？他們兩人面對面，沒有盔甲，沒有傳統的語言，沒有任何把他們相互交往的意義固定下來的東西。他們不得不從A到Z地發明這種沒有形式的關係。＂福柯認為＂同性戀的生活方式＂比＂同性戀性行為本身＂對社會造成了更大的威脅。這也許就是同性戀性行為合法化比同性戀婚姻合法化要容易的原因。在1988年，英國地方政府法令禁止＂助長同性戀形成假家庭關係＂，這一法令的前提是，如果沒有這一法令，同性戀運動將會衝垮異性戀和同性戀之間的界線，損害異性戀的秩序。而早在1963年，福柯就說過：＂只要男人之間的婚姻尚未被接受，就不會有文明。＂他認為，正常社會之所以不能容忍同性戀者，其原因不是同性戀者特有的快感和性行為方式，而是它們的後果，它們對生活質量的影響：正常人能夠原諒同性戀者的**衝動，但他們最不能原諒的是同性戀者的快樂。福柯尖銳地指出：盛行異性戀霸權的社會＂有一種共同的恐懼心理，就是同性戀者會發展出一種強烈而令人滿足的關係，即使它們與其他人之間對人際關係的想法完全不同。人們預計同性戀會創造出一種至今還看不出眉目的許多人不能容忍的關係。……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當同性戀者學會以不同方式表達他們之間的感覺之後，在他們發展出一種與制度化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新生活方式之後，既存日常秩序的改變將會在更大規模上發生。＂因此，在福柯看來，重要的不是讓同性戀者去適應社會，而是讓社會從同性戀的生活方式中汲取新型人際關係的形式：＂我們必須把這件事稍加改變。不是像我們曾經所說的那樣：'讓我們嘗試將同性戀重新引入社會關係的一般規範之中去。'而是反過來說：'不！讓我們盡最大可能避開社會加於我們身上的人際關係類型，嘗試去創造新的人際關係可能性的空間。＂通過提出一種新人際關係的權利，我們將會看到非同性戀者們通過改變他們自己的人際關係方式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更豐富多彩。按照福柯和酷兒理論的觀點，同性戀絕不是一種可憐的、躲在陰暗角落裏的生活方式，它不僅具有正面的價值，而且對這種生活方式的理解和模仿，可以拓寬人際關係的空間，使它變得無比的豐富多彩，健康快樂。按照酷兒理論家的觀點，嚴格地說，一個人不能成為一個同性戀者，他只能有同性戀行為。由此就引發了一場關於＂同性戀＂究竟是名詞還是形容詞的論爭。如果說它是名詞，那麼它是用來指稱一個具有特殊性取向的人群；如果說它是形容詞，那麼它就是用來描述一種行為，人人都可以有此類行為。名詞指稱一種身分；而形容詞只是一種狀態、行為。生理決定論者相信前者，而文化建構論者則相信後者。此外，還有一批同性戀政治活動分子使用前一觀點，但僅僅是從鬥爭策略角度考慮的(如果說同性戀現象是先天的，就不能認為它沒有存在的權利)。這一論爭的核心在於：要區別同性戀是一個具體的實體(名詞)還是僅僅是一種描述(形容詞)。換言之，同性戀究竟是自我的基本特徵的組成部分，抑或僅僅是某些人偶然或經常出於自願的選擇而從事的行為。文化建構論者(以福柯為代表)認為，同性戀並不是一種生理的實體，它之所以成為一種指稱(名詞)僅僅是由於社會對非生殖性的性行為極為反感、恐懼和仇視。通過把同性戀行為變為禁忌，社會創造出作為一種文化實體的同性戀，這一文化實體是以生理的性傾向為其基礎的。出於對同性戀問題的這一理解，福柯說過：＂我的作品同同性戀者的解放毫無關係……我認為'同性戀者'這個詞已經作廢了，因為我們關於性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我們看到我們對快感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套強加給我們的詞彙限制住了。人既不是這種人也不是那種人，既不是同性戀者也不是異性戀者。我們稱之為性行為的東西有一個無限廣闊的範圍。＂站在文化建構論的立場，福柯指出，同性戀不是一種既存的**形式的名稱，而是＂一種被**着的東西＂。因此我們的任務是＂成為同性戀者而不是堅持承認我們是同性戀者。＂＂做一個同性戀者就是進入一種過程之中……關鍵不是去做一個同性戀者，而是一個持續不斷地成為同性戀者的過程……將自己投入這樣一種狀態，人在其中做出性的選擇，這些選擇將影響我們生活的面貌……這些性的選擇應當同時又是生活方式的創造源泉。做一個同性戀者預示着這些選擇將貫穿全部生活，它也是拒絕現有生活模式的某種方式，它使性的選擇成為改變生存狀態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