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的思想(2)

觀察聞一多清華時期的許多言論，多數能夠體現這五個原則，而他在20世紀40年代的許多演說反而離他早年對於批評精神的理解更遠了。聞一多說批評要鼓勵善良，因為“批評不專是揭短。同學之間，過固然要規，善也要勸”。他還說：“批評是方法，建設是目的；我們因為要建設，便不得不先批評。”在聞一多看來，批評應當是建設性的。聞一多在這五個條件當中對於第三條“務避激憤”是這樣說的：“批評是不得已的事；我們對於受批評的人或事，應抱一種愛惜的同情，我們的態度要和平公正。偏重感情，反蔽理性；個人攻擊，徒起爭端。以後凡是這類的言論，我們一概拒絕。”[4]這是青年聞一多對當時《清華周刊》言論的一個基本要求。如果用這個要求看20世紀40年代聞一多的那些演說和他在各種座談會上的發言，就會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中年聞一多似乎淡忘了他青年時代說過的那些話。聞一多清華時期的言論很有個人色彩，他說話的方式是自由的，他的精神也是獨立的，而20世紀40年代的聞一多，其言論則較少有個人色彩，他的許多文章總讓人感覺有一種《新華日報》的味道。他的對於工農群眾、人民大眾的極端推重，對於革命熱情的無條件讚揚，在他青年時代的那些文章中很難看到，也就是說，青年聞一多和中年聞一多前後判若兩人。聞一多在《〈清華周刊〉底地位——一個疑問》中曾說：“群眾精神是不負責的，破壞的，沒有理性的根據的。平心而論，有時多數同學底意見是不應盲從的。教訓很多，不必細數。總之，一味地隨波逐流，以博同學的歡心，不是《周刊》應取底政策。”[5]聞一多在清華讀了10年書，又在清華教了8年書，可以說，他一生的主要活動都是在清華。他在清華的時候還只是一個青年，但他的思想，現在看來已經很成熟。過去常說聞一多是一個藝術氣質很濃的人，所謂藝術氣質，也不過是想說聞一多是一個感情易於衝動的人。但實際上，從聞一多早年的文章中，很難看出他是一個易於衝動的青年，相反，他倒是一個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了較多理性的人。他在談《清華周刊》的那一篇文章中還說過：“《周刊》常常有一種積極的主張，但是絕對地獨立的。他所認識的是真理，是公道；並不知道什麼同學、學生會和學校。這樣才配成為輿論機關，公正的輿論機關。”聞一多認為，學校是一個雛形的社會，必須一個公量的正鵠，然後才有是非標準，才可以談改良與進步。他說：“我們知道欲求一種改良底成功，必須有一種實力以為之後盾。法律是一切行政底後盾；社會的裁製即輿論是一切道德底後盾。輿論不但可以鞭驅，還可以鼓舞；所以同法律比，還是更良的催促社會進步的工具。”梁實秋始終認為聞一多後來的轉變不是他自由的選擇，因為從早年和聞一多的友誼中看不到他非要那樣轉化的根據，他總是說他所知道的只是抗戰前的聞一多——作為詩人和學者的聞一多。聞一多在清華的時候，同那些後來沒有和他走同一條道路的人比起來，更顯成熟。一個原因就是他在清華10年，年齡較其他同學稍大，閱歷也多，看問題因此就深刻一些。1921年11月，聞一多在《清華周刊》上寫過一篇文章《恢復和平》，他在這篇文章中專門談了一個問題“新思潮的遺毒”，他說：“再沒有什麼東西，比將全世界底綠色都變成赤色更可怕些的。在這樣一個赤色的世界之中，人類不久定都變成瘋子了。俄羅斯底赤色在中國的影響，大概同這差不多。青年們竟以為解放便抹殺一切法律主權同習慣，以為社會的平等便也包括知識的平等呢。這不是瘋癲是什麼？……若要挽回這種狂瀾，沒有別的方法，全在我們善於驅使理智節制感情。換言之，我們的頭腦都太熱了，若能少任血性，多用考慮，便不致有這種毛病。”[6]不過，聞一多所說的“新思潮”，後來也成了他的選擇。都說聞一多是一個鬥士，但那只是後來的聞一多，而在清華時，他給人的印象則不是這樣，那時他更是一個懂得改良和尊重秩序的人。他說：“社會的幸福建於和平的基礎上。所以他的秩序將破則維持，既破則恢復才是我們的天職。受和平重秩序，是我們中國民族底天性。我不願我們青年一味地眩於西方文化的新奇，便將全身做了他的犧牲。”[7]聞一多在清華時一直是學生會負責人，作為一個能負責任的領導，聞一多總是希望同學們能夠和平相處。清華學生會是一個有很高自治權力的機關，那時許多學生對於這個權力機關的作用認識不是很清，總以為和學校作對才是它的基本職能，但聞一多從不這樣認為。聞一多並非一個不勇敢的人，他在清華參加和組織過學生罷課，為了留學的事還和學校發生過爭論，但無論從理智還是就性格而言，他都不是一個好鬥的人。他在清華時已經有了非常強烈的法制觀念，對於清華學生會和學校之間的關係，他這樣理解：“我們對於我們自主的機關學生會，一向都沒有信用，沒有敬心。我們知道要使清華振起一點新氣象來，非借學生會不可。假若我們認為他不滿意，便急起用正大光明的方法圖謀改良。假若看不出要改良的地方，便需信他，敬他，護他，愛他。不要隨隨便便就大書特書地，說他庸懦，說他專橫，忤辱他的人格。在法律中公共機關稱為法人（ArtificialPerson），平常我們若隨便出條罵人，被罵人必拉我們上齋務處去要我們賠償名譽。須知學生會是個'法人'，他的名譽也是不好隨意毀敗的，他的人格也是不好隨意忤辱的。”他還說：“我們常常猜疑某某為政客，某某為流氓，某某為軍閥，其實都是我們主觀的判斷。我們若大家平心靜氣存點恕道，這些名詞根本地都消滅了。其實我是一個人，別人也是一個人，難道我們好別人就那樣壞嗎？中國人最講究家族主義。我們若能將對待家人底一種和愛的心境來施及於學校，假定校中人個個都是我們的家人，那就好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