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恐怖主義 1789―2001(1)

恐怖主義已經變成了一種國際性的災難，這些恐怖活動是由險惡用心的犯罪團伙幕後主持的。恐怖主義影響深遠，上溯到18世紀，當時法國社會存在一種深刻而嚴重的社會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現實造成了社會仇恨心理進而成為法國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基礎。到20世紀末，與美國的全球霸權進行針鋒相對的對抗的反美浪潮，亦進而導致了2001年紐約曼哈頓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大樓遭到毀滅性的撞擊。政治和暴力，無論作為威脅，還是手段，都相互聯繫。19世紀普魯士將軍、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威茨（KarlvonClausewitz）（1780—1831）有一句名言“戰爭是政治另一種形式的繼續”，這不僅在當時是正確的，在以後的很多世紀也如此。在擁有更多軍隊、對領土有更強野心的敵對帝國的時代，戰爭是在比較公開的基礎上產生的，理論上說，是在平等地位上產生的。在磨亮的鋼鐵的光澤中，陽光照射在盔甲或制服上勾勒出美麗的金邊，在炮彈和步槍的咆哮中，燃燒的火藥產生的藍色煙霧盤旋着，戰爭是外交的一個英勇的孿生弟兄。軍事衝突永遠都是以死亡和傷害為代價的，戰爭和外交都被視為某種形式上的遊戲，一個由兩部分組成的遊戲：一個在皇宮或是辦公樓里進行，另一個則在戰場上。雙方都懂得參與遊戲的規則，結果由士兵、軍事資源、訓練、準備和上到最高級將軍下到指揮中每一個鏈條上的軍事領導人的能力決定。天氣、時間、供給、通訊等意外事件也起作用。俗話說，好將軍是幸運的將軍，但是好的統帥會把不可預見的結果及其可能帶來的損害降到最低。一個領袖必需的個人素質包括戰略上的先見之明、縝密的計劃、運用快速果斷的戰略戰術來應付突發事件的能力等等。拿破崙和威靈頓將軍都曾利用這些素質贏得了偉大的勝利。如果忽略了，這些就會造成失敗——例如拿破崙在1812年入侵俄羅斯時就曾經弄巧成拙，輸掉了戰爭，更糟的是，莫斯科潰敗成了他徹底的失敗。當外交途徑陷入僵局，戰爭就隨之而來了。外交被描述為國際象棋的一種形式，而國際象棋本身又是戰爭的一種特定程式。這並不僅因為棋盤的佈置都代表了中世紀社會不同類型的人，國王、皇后、城堡、主教、騎士和士兵（往往是貧困的嗜殺的步兵）。在最基礎的層面上，戰爭是有組織的暴力。恐懼由暴力而生，尤其在平民中，當恐懼失去控制時，就發展為恐怖。但是把恐怖（英文Terror）的第一個字母T大寫，作為一種政治武器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英國政治家柏克（EdmundBurke）（1729—1997）是最早使用“恐怖主義”這個詞的人，用來形容法國貴族在斷頭台被集體屠殺的慘狀。圍觀者興高采烈地看着行刑，女人們一邊織毛衣一邊觀賞着這景觀，他們興奮地看着一個個高貴的頭顱掉入筐子裏，剩下不完整的軀體噴涌着鮮血，順着絞刑架流到下面的土裏。這是可怕的一幕，但是這是戰爭的邏輯產物，是古老的行刑方式制裁權貴的最後做法。在法國和歐洲的其他國家，農民在戰爭的“恐怖”下生活了好幾個世紀，看到自己的家園被燒，田地荒廢，隨着皇家征服的號角行進的軍隊糟蹋了儲存的糧食。然而他們卻無能為力。這些人的意見從未被聽取，他們是沒有尊嚴的，是卑微的受害者，他們必須在軍隊過後掙扎着活下去並重建被破壞的家園。在法國，大革命源自食品的短缺。窮人看到食物被掠走，用來填飽士兵的肚子，或是給了那些以貪婪、空虛、冷漠而著稱，控制着農民的田地和生活的貴族地主。這樣，法國大革命從攻佔巴士底獄進行解放鬥爭時的歡心喜悅發展成了對一個整個階級的血腥大屠殺。屠殺玷污了革命中“解放、平等、友愛”的呼聲，並震動了歐洲各國統治階層的精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加殘忍的領袖，包括像雅各賓派領導人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Robespierre，1758—1794）等這樣受過教育的人，僅僅是運用了從他們立誓要顛覆的統治階級身上學到的教訓去推翻他而已——這些權貴幾個世紀以來都用威脅和暴力來維護他們的政權。法國大革命把這個經驗推廣到有計劃的屠殺，同時建立了所謂“紅色恐怖”式的暴政——很多人發現這樣的統治形式其實就是革命領導人原來聲稱反對的。這就是羅馬人非常熟悉的古老邏輯“這可能發生在你身上”：一個殘酷、獨裁的邏輯，當然，在本質上這不是新的了。大規模地對異己者的屠殺，無論是宗教還是政治的，在歐洲早期歷史上都不少見。直到3/4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以後，法國恐怖統治的新伎倆才變得明顯。血腥的動亂中，一種發動戰爭的新方式已經成型，雖然是次要的，但是是有公開計劃的。這種新方式被及時地定義成柏克為了形容過度革命而創造出的新詞：“恐怖主義。”柏克宣佈法國恐怖主義革命為“地獄式緝捕”，但是一些形式的恐怖主義在此後很久才和真正的解放運動聯繫起來。同古老的帝國戰爭不同的是，以前的戰爭雙方是在國家平等實力和地位的基礎上進行的，這時戰爭雙方不平等，恐怖主義這種方式就提供了一個回擊壓迫和蹂躪的一方的機會。當所有實力包括軍隊、警力、司法、金錢都集中於一方，另一方什麼都沒有時，就是這樣。當法國的貴族被拖上了斷頭台，當然原來的角色已被顛倒了：現在是人民或者說是他們的領袖享有權力——遺憾的是，這些新生的統治者有時僅僅是一群暴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