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自傳(5)

我想順便談一談材料有用無用的問題。嚴格講起來，天下沒有無用的材料，問題是對誰來說，在什麼時候說。就是對同一個人，也有個時機問題。大概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只要你腦海里有某一個問題，一切資料，書本上的、考古發掘的、社會調查的等等，都能對你有用。搜集這樣的資料也並不困難，有時候資料簡直是自己躍入你的眼中。反之，如果你腦海里沒有這個問題，則所有這樣的資料對你都是無用的。但是，一個人腦海里思考什麼問題，什麼時候思考什麼問題，有時候自己也掌握不了。一個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問題。當你思考甲問題時，乙問題的資料對你沒有用。可是說不定什麼時候你會思考起乙問題來。你可能回憶起以前看書時曾碰到過這方面的資料，現在再想去查找，可就“雲深不知處”了。這樣的經驗我一生不知碰到多少次了，想別人也必然相同。那麼怎麼辦呢？最好腦海里思考問題，不要單打一，同時要思考幾個，而且要念念不忘，永遠不讓自己的腦子停擺，永遠在思考着什麼。這樣一來，你搜集面就會大得多，漏網之魚也就少得多。材料當然也就積累得多，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一旦用起來，你就左右逢源了。最後還要談一談時間的利用問題。時間就是生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時間是一個常數，對誰都一樣，誰每天也不會多出一秒半秒。對我們研究學問的人來說，時間尤其珍貴，更要爭分奪秒。但是各人的處境不同，對某一些人來說就有一個怎樣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的問題。這個怪名詞是我杜撰出來的。時間摸不着看不見，但確實是一個整體，哪裏會有什麼“邊角廢料’呢？這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平常我們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沒有人和事來干擾，你可以從容濡筆，悠然怡然，再佐以龍井一杯，雲煙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個時間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麼“邊角廢料”問題。但是有多少人能有這種神仙福氣呢？魯鈍如不佞者幾十年來就做不到。建國以來，我搞了不知多少社會活動，參加了不知多少會，每天不知有多少人來找，心煩意亂，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間，我成了“不可接觸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裏也是門可羅雀。《羅摩衍那》譯文八巨冊就是那時候的產物。難道為了讀書寫文章就非變成“不可接觸者”或者右派不行嗎？浩劫一過，我又是門庭若市，而且參加各種各樣的會，終日馬不停蹄。我從前讀過馬雅可夫斯基的《開會迷》和張天翼的《華威先生》，覺得異常可笑，豈意自己現在就成了那一類人物，豈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是能夠想出辦法來的。現在我既然沒有完整的時間，就挖空心思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在會前、會後，甚至在會中，構思或動筆寫文章。有不少會，講話空話廢話居多，傳遞的信息量卻不大，態度欠端，話風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這個”、“那個”，間之以“唵”、“啊”，白白浪費精力，效果卻是很少。在這時候，我往往只用一個耳朵或半個耳朵去聽，就能兜住發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個耳朵或一個半耳朵全部關閉，把精力集中到腦海里，構思，寫文章。當然，在飛機上，火車上，汽車上，甚至自行車上，特別是在步行的時候，我腦海里更是思考不停。這就是我所說的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積之既久，養成“惡”習，只要在會場一坐，一聞會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聯翩飛來；“天才火花”，閃爍不停；此時文思如萬斛泉涌，在鼓掌聲中，一篇短文即可寫成，還耽誤不了鼓掌。倘多日不開會，則腦海活動，似將停止，“江郎”彷彿“才盡”。此時我反而期望開會了。這真叫做沒有法子。我在上面拉雜地寫了自己七十年的自傳。總起來看，沒有大激蕩，沒有大震動，是一個平凡人的平凡的經歷。我談的治學經驗，也都屬於“勤捉”之類，卑之無甚高論。比較有點價值的也許是那些近乎怪話的意見。古人云：“修辭立其誠”。我沒有說謊話，只有這一點是可以告慰自己，也算是對得起別人的。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寫完上面的自傳是一九八八年寫成的，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年了。在人生百年中，十年是一個不短的期間。時移世異，人事滄桑，今天的我已經非復當年之我了。現在中央黨校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牛棚雜憶》，希望能附上我的一篇自傳，使讀者能了解牛棚里的季羨林究竟是何許人，並且建議就用上面這一篇，再加上點延續，一直寫到今天。這個建議是合情合理的，我準備採納。但是，仔細一琢磨，卻有了困難。上面這一篇是有頭有尾的。如果在尾巴砍上一刀，狗尾續狗，難免不倫不類，不像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考慮再三，決定保留上篇的完整性，再補上一個下篇，看上去，同樣是完整的。一九八八年是一個什麼樣的年頭呢？改革開放的政策已經實行了十年，取得了異乎尋常的成功。經濟繁榮，人民歡樂，知識分子這一個解放后歷屆政治運動都處在挨整的地位上的社會群體，現在身上的枷鎖砸掉了，身心都感到異常的歡悅，精神又振奮了起來，學術界和文藝界真是一派大好形勢。我自己當然也感覺到了這種盎然的春意。雖然早已過了退休的年齡；但是，學校決定我不退休，我感到很光榮，幹勁倍增。不似少年，勝似少年，怡怡然忘記了老之已至。我雖然已經沒有正式的行政工作，但是社會工作和社會活動，卻是有增無減。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中我被選為主席、會長或名譽主席、會長的有七八個之多。至於理事之類，數目更多。不顧不問的顧問，一個團體的或一部書的，總有幾十上百個，確實數目，只有天老爺知道，我個人是搞不清楚的。大型叢書，上千冊的，上百冊的，由我擔任主編的，也有三四部。至於電視採訪，照像錄音，也是常事。幾乎每天下午都是賓客盈門。每天接到各式各樣的來信也有多封。裏面的請求千奇百怪。一些僻遠省份青年學生的來信，確實給我帶來很大的快樂。我從內心裏感謝這一些天真無邪的青年男女學生對我的信任。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我，說我每信必覆。這卻給我帶來了災難。我哪裏能做到每信必覆呢？即使我什麼事情都不幹，也是做不到的。我只能讓我的助手和學生代覆，這難免給一些男女大孩子帶來了失望。我內疚於心，然而卻無能為力。